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牟宗三著《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戢山》，对宋明儒学几大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判教式阐释。牟氏反对历史上以心学、理学二系分判和阐释宋明理学，独创了其三系说。认为以伊川和朱子为代表的理学派，虽然曾经长期为统治阶级所认可，并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之教科书，但是，从孔孟思想之精髓来看，却是别子为宗，不是真正统。而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陆象山、王阳明，还有刘宗周，则代表了宋明儒学之大宗。其中，从周敦颐、张载，经程颢、胡宏至刘宗周之一脉或一系，更是成就了儒学之圆教形态。在牟宗三的判教系统中，不曾涉及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及学术地位，并且在整体上认为王船山不是一个好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好的历史哲学家。
　　
　　王船山的思想，在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那里，以及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却都受到了重视，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林安梧甚至认为，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开展，需要从牟宗三回到熊十力，再从熊十力上溯到王船山，给予船山哲学在儒学史以及儒学现代转换上以极高的定位。
　　
　　深圳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学派及宋明儒学的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等，对于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之生平、交往、著述和思想，都有很深的体会与准确的把握。其新作《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开展》，可以算作作者前几部著作的贯通、综合与提升。本书既是湖南儒学（包括湖湘学派及王船山）研究的深入与延展；同时又从宋明理学的整体视角中，寻求胡文定开创、胡五峰奠立之湖湘学派与船山学之间的相互关联，安立五峰至船山一系之性本论之地位与价值，是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一、性本论之理论特质——日生日成
　　
　　朱子、象山在世之时，相会鹅湖，遂有理学心学之争。有宋已降，宋学的继承者、研究者遂逐渐以理学与心学来理解道学的分际、冲突以及融通。这一趋势一直到牟宗三才有所改变。牟宗三认为，伊川朱子构建了“只存有不活动”的本体系统，成就理学之一偏；象山、阳明之心学，虽直接承孟子思想而来，构建了“即存有即活动”的本体系统，但也没有成就儒学之圆教模式，在这种意义上，也可谓仅得一偏；而只有程颢、五峰与戢山之学才成就了儒学之圆满。此后，宋明儒学的研究，遂有三系分别疏解的显著目标。王立新之《从胡文定到王船山》也持三大主要系统之说，不过在说法上，他采取的是“三条主要进路”。王氏也认为理学与心学各有所偏，唯有性本论的思想，才最为圆融。
　　
　　性本论是湖湘学派最有特色的思想理论，是湖湘学派学者的核心创制，同时也是宋明理学中最有特色和成就最高的有关本体的理论之一。性本论与理本论、心本论均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引者按——理本论）过分强调天理的权威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主体在践履道德过程中的自主性、主动性，消弭了主体在践履道德过程中的快感，使践履者有很强的受压抑之感，从而只有靠强力推行，方能得到社会的普遍遵行。……不过因为个体之心，差别很大，没有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一致的客观可能性。这并不是说，有道德的，有不道德的，或者有高境界的和境界稍差的，而是即便是达到同样的道德高度和境界高度，因其性格、取向和兴奋点等的不同，从而也没有办法找到同一的标准来加以推行。这是心本论不能成为统治理论的内在原因。……
　　
　　虽然同持三系之说，王书却与牟宗三的思想存在不小的差异。一方面从其研究主题而言，本书之主题为湖南儒学，必不能选戢山之学，船山是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湖南地区的儒者，因此，与五峰一系相应者不是戢山，而是船山；第二，从思想特质上看，王书认为：
　　
　　宋儒之有性本论，初启于横渠、二程而大成于五峰。五峰之后又不得其传，直至船山复起，将此一理论发挥到极致，性本论理论基本宣告完结。尽管问题依然不会消逝，但吾国人性论之最高理论阶段至船山而无以复加，此某之愚见，非必求他人认同而后可。
　　
　　可以看出，王立新教授并不认为戢山继承和发展了胡五峰性本论之圆教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胡五峰性本论思想的，是王船山。王氏对船山人性论思想评价甚高，认为其是我国人性论思想所能达到之理论制高点。
　　
　　王立新在书中写道，性本论并不是五峰创立，而始于孔孟，中经横渠、明道及五峰之阐发，至船山而完结。在五峰那里，性是万事万物的存在根据、也是宇宙整体存在和运作的总原则，是最高本体，具有至高无上和绝对优先的地位。而船山之人性论思想，则深得五峰之益。船山一生褒扬甚少，而批判独多，于二程、朱子亦经常有批判之言论。唯独对于五峰及于《知言疑义》中所见五峰之思想，佩服至五体投地，且深有体会，运用如自家之利器。
　　
　　书中一再肯认船山人性论所达到的高度：“船山人性论，实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之创制，中国传统人性论史，亦因船山此说之出，而彻底宣告完结，走完了自己最后的理论论证之路，向后几无未现之意义以待阐发了。”那么，五峰船山一系之性本论的理论特质究竟是什么呢？
　　
　　王立新认为，船山人性论思想之核心命题即：“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船山此一命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确实具有革命意义。自孟子单提性善以来，中国哲学史上便展开了人性善恶之争。有言人性善，有言人性恶，有言人性有善有恶，有言人性无善无恶，有言气质之性德性之性，等等。但这些争论中，除孟子性善思想，乃指善之萌芽与端倪，而非指性之质之实，其他言说均有实在论及本质论之意涵，都蕴含着不可彻底根除、不可改变的含义。船山以“日生日成”之存在主义的、生存论的、过程论的方式阐述性，开创了人性论新的阐释模式。王立新教授肯定人性与天道之一贯，肯定天道生生不息，则人性亦新新不已。王书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证性本论思想在船山这里达到的理论高度。他说：“天本无心，以生物为心，天即不厌‘劳劳以给予’，则人之受性于天，就不可能仅在有生之一顷，而人之受之，亦非‘一受其成形而无所损益’。……有生一顷有所命，人生从而有善根，有生而后时时又有命，否则人会因岁迁年逝而忘记初生之善性。”
　　
　　王立新之《从胡文定到王船山》一书，虽然以书写湖湘学派和船山人性论思想等为主旨，但却并没有局限在一地、一人之单独而孤立的讨论，尽管较少涉及伊川、朱子之理学与象山、阳明之心学，但却明显具有宋明儒学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整体视角，在宋明儒学及整个儒学传统中，为五峰及船山之性本论张目与定位，凸显他们性本论思想之独特性，说明其在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之重要性和突出地位，这是本书的又一个重大特色。本书确实是宋明儒学研究史甚至儒学研究史上的一部力作。
　　
　　二、性本论之实践特质——天理人欲同体异
　　
　　人性论、本体论上的差异，自然会影响到道德实践功夫，及其对天理人欲观念之看法的不同。就程朱理学而言，从理本论思想出发，必然导出以格物穷理为道德践履工夫的入手处。朱子一生于《大学》格物致知说，阐释特别用力，刚好表明了这一点。就陆王心学而言，心本论则一定强调工夫紧要处在于体贴、体认本心及致良知。而性本论思想的工夫，则主要在于“先察识后涵养”。边察识，边涵养；边涵养，边察识。察识、涵养都在日用之间，不离日用，正与孟子“必有事焉”之意遥相呼应。
　　
　　五峰言“天理人欲，同体异用”，船山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王立新书中不仅摘出此二重要观念，并考证出二者之间明确之传承。《读四书大全说》中说：“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韪哉！能合颜孟之学而一原者，其斯言也夫！”此后，王书指出：“船山不仅盛称五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说，而且以此为思想之利器，运用自如。”
　　
　　性本论决定了“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因而在道德实践中，必是“于此声色臭味，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此即孔孟即凡而圣、即超越即内在之圆融的世界观。这一圆融的世界观排斥任何意义上的二元论，也同时赋予儒学以区别于释道二家之独特性，即不脱离人世，于人伦日用处见高明。从这一点上说，王立新教授在书中盛赞性本论思想，是符合儒学思想史的事实的。王氏进而指出，这一观念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有对过分强调天理人欲不两立的的偏执，有重要的纠正作用：
　　
　　船山以五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为理论武器，重论情与欲，反佛只是用意之一；另一更重要的用意，在于纠正宋以来儒者去欲存理之偏。
　　
　　程朱以来，“存天理，去人欲”之说，越来越成为儒学实践中的重要指针，渐渐形成一股禁欲之风。正如作者在该书前文中所指出的，此一思想消弭了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快感，因此容易形成伪道学与乡愿。在这样的思想大背景下，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思想的提出，确实具有纠偏归圆之用。王书对此有非常精辟之评价：
　　
　　船山虽不反对治情以止恶，但却转换角度重新思考性与情之关系，提出“不善虽情之罪，而为善则非情不为功”的新思想路径，试图主要从其正面的意义加以阐发，从而使情的伟大而重要的成性功能得以尽畅发挥。与宋、明儒者仅从负面发其幽暗，限制其负面效用的思想模式相比，乃是一种崭新而又积极的方式，这一提法对于改变情感在人生中长期遭受抑制，不能发挥继善成性功能的历史，实具有颠覆性的创造意义。情感渠道即可由此而疏通，情感渠道一通，则思想乃有活力，社会方有生气，人生可得福祉。若情感一向阻截下去，文化必呈萎靡之势，社会遂成无乐之域，人生沦为无福之役。
　　
　　在现代社会中，感性之舒适、生活之幸福成为了主要的课题，因此五峰、船山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具有非常现代之意义。
　　
　　反观现代新儒家之发展趋势。为了应对西方哲学甚至西方科学对于理论体系、逻辑体系及客观性的要求，现代新儒家几大家都积极建构儒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尤其以牟宗三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为最。因此，虽然牟宗三非常肯认儒学乃生命的学问，但是到底他与儒学之生命是有隔的，他之道德的形上学并没有打通超越与内在、神圣与凡俗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接续儒家圆融的即凡而圣的思想特质与实践特质。现代新儒家发展之困境，或许就是儒学与现代生活之隔，儒学一方面无法为现代生活提供秩序、意义和价值之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无法真实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儒学与现代性还是有隔的。
　　
　　为儒学建构一套形上体系，或许并不是真正地接续儒家传统，而只能使儒学成为知识，成为客观之对象。儒学真正的复兴则是生命的学问的复兴。而五峰至船山一系的发展极能体现孔孟之思想“原生”特色。因此，虽然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今吾人已然步入现代化之途程，安乐于个体自适之感性生活，遂不问先贤所尝为者为何事。理想主义时代已然远去，理学业然‘孤帆远影’，虽清明浩荡、震若雷霆，而身姿渐邈，音声渐稀，‘萧瑟秋风今又是’，人间换了。”但是，《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儒家现代转化的阐释系统。
　　
　　三、性本论之历史哲学——康济时艰，担当大义
　　
　　五峰船山一系性本论思想及其实践特色之主要的表现在于治史，湖湘学派之真正的开创者胡安国认为：“《春秋》是既尽有五经之妙，又使五经能够得以落实的经世法典。”瑏瑡就王立新《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的记载而言，胡安国最主要的著作就是《胡氏春秋传》。其后的湖湘学者或为其子弟，或为其弟子，也都有治史的传统。胡致堂有《读史管见》、《无逸传》、《诸葛孔明传》、《左传故事》、《子产传》等史学著述，胡茅堂著《春秋通旨》，五峰有《皇王大纪》，南轩有《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通鉴论笃》、《经世纪年》，范如圭则曾经参与重修哲宗皇帝实录，等等。而船山则有著名的《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
　　
　　对于湖湘学者治史与其性本论之关系，王书论述道：
　　
　　胡文定这部用时三十余年，花费毕生心血的著述（引者注——《胡氏春秋传》），是湖湘学派用理论方式实现对于实践指导作用的首创。此后，胡致堂、胡五峰、张南轩等踵接其后，湖湘学派的理论成就，在诸贤各自的著述中继有不同程度的发明。胡文定的《春秋传》实开依托经典以绍述圣贤，并借以抒发其对现实关怀且附以自己个人之思想的理论先河。
　　
　　古来中国士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治史，很少是追求史实的真实性，更多的是借史以明志，借史以喻大义，阐发自己对于时事的讽谏与理解。湖湘学派之学者生当南宋之际，前有靖康之耻，徽宗、钦宗被掳，其时则有金元不断地侵袭，不断面临异族的威胁；而船山生当明末，国破家亡，亦面临异族对于国家与文化之威胁。他们治史，均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王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往往从学者所面对的现实、从学者之生平来理解其思想。
　　
　　船山原本也是常人，少年时代尽管颖悟超群，究其心志，不过读书明理，科举入仕而已。遭逢明社之难，始激发出民族主义激情，遂至奔走呼号，欲以此身为拯救之资，不谐，则退而研习，乃知天下皆器，而器者，所以载道者也。返身归于传统，遂从以身殉道之自冀，改易途辙而勇担以道殉身之大任。
　　
　　同时，王书还极力从历史的角度阐述理学的意义，而不仅从思想论思想：
　　
　　理学并不是概念范畴的逻辑演绎，也不是文字颠来倒去的游戏，而是鼓动信念、激发情感并由此增强战斗力的精神武器，同时也是防止以下乱上、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戒律。
　　
　　从这个意义上，王书一反理学误国、心学误国等论调，认为如果没有理学的发展与昌盛，南宋的灭亡可能更加迅速。
　　
　　作者自己也怀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从而可以与湖湘学者及船山真心相契，更深地体会其问题意识，也深刻地反省了儒学在现代西学东渐之势（另一种意义上的异族入侵？）中的现在与未来发展。
　　
　　四、余论
　　
　　《从胡文定到王船山》书中创见颇多，最重要者自然表现在上述自成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论述中。另外还有如下两者，在此书评中不得不提及：一为湖湘学派之思想溯源；二为湖湘学派群体及其交往关系网之叙述。
　　
　　在湖湘学派的开创者问题上，王书批评了以周敦颐为湘学开创者、胡氏父子只是继承者与发展者的观点，以翔实的史料证实，周敦颐虽然生在湖南，生时亦对湖南产生一定之影响，但是一则影响并不大，二则其影响也不是学派意义上的，更不能说其开创了湘学或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真正开创者是胡安国，而周敦颐对于湖南地区及理学的发展之影响与意义，恰恰是由湖湘学派首先提倡并努力营造出来的。而湖湘学派的学术渊源则上接孔孟，近接周、程、张、孙（复）等北宋理学家，向下影响及朱熹等。此一观点，史料翔实，言之有据。
　　
　　在书中，作者“凡十七次下隐山，三访碧泉，两赴官山，仰瞻湘西草堂，拜谒船山陵寝，遍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湖湘学者曾经生活之地，携友生宿武夷，访鹅湖，所至问津居人，觅族谱，索方志，归而验之以正史、文集之类”，“终日简编、考索”，终于得以用近两百页的篇幅，详细叙述了湖湘学派中除代表人物以外的其他学者，对于一个学派群体的描述可谓详尽、完备；并在附录中收录了湖湘学派学者的相关著述。此可谓本书之治学方法论之又一特出之处。
　　
　　本书详细论述了湖湘学派学者之代表人物、可考之学者的生平及思想，以宋朝为界，后则直接船山。以作者考索之功力，如把元明间湖南及至全国之传承湖湘儒学之特色者索出，就会更加尽善尽美。不过此一要求怕不在本书之主题范围之内，副标题明确标明了本书的地方学术研究之性质。
　　
　　总而言之，本书对于湖湘学派及船山学说的贯穿与融通，凸显了性本论理论创制的独创性，以及即日用而超越、即历史而明经的圆融特色，并确定了其在整个宋明儒学中的位置，其对于孔孟学说传承之意义，其对于儒学现代转换的参考价值等，都是此前所罕见。据此而言，《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确为现代学者研治儒学的一部可传之力作。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2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韩国茹，1981年生，女，河南新乡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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