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柴文华)

　　萧萐父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主编有权威教材《中国哲学史》等，在哲学史方法论、早期启蒙哲学、船山学等领域卓有建树。萧萐父先生对船山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后成就斐然，发表有《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试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船山辩证法论纲》、《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船山人类史观述评》、《船山人格美颂》等文，出版有《船山哲学引论》、《王夫之评传》（合著）等著，为船山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是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展开的，重视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对船山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入内出外的条分缕析，并立足当代视域对船山思想进行了公允的价值评判，形成了时代性与个性相互结合的船山学研究特色。
　　
　　知人论世：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
　　
　　萧萐父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他的船山学研究是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展开的，所以非常重视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亦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
　　
　　船山生活的时代是明清之际，“这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萧萐父先生从经济变动、文化变异等方面细密勾画了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
　　
　　就经济变动而言，明朝中叶以后，民间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出现了与以往商品经济不同的新特点。人们纷纷弃农经商，工商业成为人们致富的主要途径，商品货币关系已力求支配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业工场，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劳务市场。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出资和出力的劳动雇佣关系。“在相当广阔的国土上，原先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开始全面地、大规模地向着商品经济转型，作为现代性之显著特征的都市化、城镇化的进程在中东部地区、大江南北迅速地、大踏步地迈进；商业资本开始与土地资本相分离而转向大规模的产业投资，迅速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促进着全国市场网络的形成；中国民间商品经济走向世界，在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洋贸易制海权的斗争中占有明显优势。”萧萐父先生对明清之际经济变动的描述是力图通过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内生的新生产方式萌芽的存在，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的出现，可谓“天崩地解”、“海徙山移”。
　　
　　时代呼唤思想巨人，时代造就思想巨人，明清之际的新生产方式萌芽同时引发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早在1983年，萧萐父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形象而深刻地勾画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宏伟画卷，堪称经典之笔。他说：“我们有自己的但丁，如汤显祖、曹雪芹，且他们唱的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如郑燮、石涛、陈洪绶，他们画笔下的人和物都表现了倔强的异端性格；还有自己的布鲁诺式的‘哲学烈士’，如何心隐、李贽，他们敢于离经叛道，死而不悔；我们更有自己的弗朗西斯·培根，如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他们学贯中西，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至于王夫之、黄宗羲这样博学深思、著作宏富的思想家，在世界文化史的这一阶段上可说是旁世无匹。”
　　
　　建立在新生产方式萌芽基础上的早期启蒙学术具有三大主题，即个性解放、科学、民主。第一，就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而言，早期启蒙学者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欲观，强调人欲的正当性，天理与人欲的渗透性；提出了新情理观，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天理和情感的相关性；提出了新义利观，强调利益的合法性，道义和利益的统一性。除此之外，早期启蒙学者还提出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对种种伦理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第二，就科学而言，早期启蒙学者提出了突破道统、象数囚缚的纯粹的求知态度，“缘数以求理”的科学方法，并开始突破“重道轻艺”的传统，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第三，就民主而言，早期启蒙学术在这方面的根本特点“是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原则引申出国家的原则，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专制国家原则”，突出地表现在黄宗羲学校议政等学说中。
　　
　　总而言之，明清之际新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催生了早期启蒙思潮，而王船山是早期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他同许多早期启蒙学者一起，共同谱写了那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恰如萧萐父先生诗云：“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历史乐章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附注：“傅山又号青竹。他与王夫之、方以智、颜元、顾炎武、李颐、黄宗羲以及同时崛起的许多学者、诗人，确乎都在明清之际的时代潮流中各有创建而又合奏了一曲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第一乐章。”）
　　
　　入内出外：船山思想体系的梳理解读
　　
　　萧萐父先生是船山学研究的大家，他以船山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基础，对船山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做了宏观和微观相统一的细密梳理解读。
　　
　　在萧萐父先生看来，“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集中表现在他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这样一种历史地位表现在王船山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史学、伦理、政治、经济、美学、宗教诸领域的理论贡献上。
　　
　　第一，就哲学思想而言，萧萐父先生认为，王船山在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等方面都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和贡献。在本体论上，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元气本体论学说，突破了古代哲学把“气”主要规定为物理性的局限，把“气”解释为物质“实有”，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王船山“盈天地间皆气”、“天下惟器”、“理在气中”、“道丽于器”等命题，深刻批判了宋明道学颠倒理气、道器关系的理本论和心本论，正确解决了理气、道器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关系学说史上继荀子、刘禹锡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特别是他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说，为近代启蒙学者既要变器、又要变道的改革诉求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哲学学理的依据；在发展观上，萧萐父先生勾画了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的逻辑结构，其起点是“絪缊”，“絪缊”既是阴阳未分、二气合一的宇宙本原状态，又是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内在动因。由于“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张子正蒙注．太和》）这就引伸出“两”与“一”的矛盾观。王船山认为，“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两端归于一致”（《老子衍》），“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周易外传．系辞传上》），“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张子正蒙注．太和》）。由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王船山展开了“动静”之辩，认为“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动是本，但不否认静的价值，“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张子正蒙注．太和》）王船山把动静结合起来，一方面“静即含动”，另一方面，“动不舍静”，总起来，“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周易外传．震卦传》）动静虽互含，但静统一于动，动静皆动。接下来，萧萐父先生还展开了王船山的“化、变”——“内成，外生”——“始、终”等一系列的自然辩证法范畴，并对王船山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范畴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诠释；在认识论上，萧萐父先生重点阐释了王船山知能、心物、知行关系等学说，认为王船山认识发展论的起点是“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太和》），由此展开了“知”与“能”、“己”与“能”、“心”与“事”、“心”与“理”、“知”与“行”以及有关“实践”的探讨，“强调作为认知主体的人所具有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尤其重视实践的能动性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他在把人的认识过程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他特别注重‘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知源于行、知必须以行为功，行对于知的产生、发展和验证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等深刻命题。他强调认识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把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思想水平。”
　　
　　第二，就史学思想方面而言，萧萐父先生认为，王船山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于科学性和启蒙性的思想创见。如“人极”问题、“古今”问题、“道器”问题、“理势”问题、“时几”问题、“天民”问题等等。“他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进化史观，揭示了从自然史到人类史，即从‘禽兽’到‘植立之兽’到‘文之未备’到‘文之已备’的发展进化过程。……他提出了古今殊异、道随器变的思想，强调‘道丽于器’、‘法因时改’……强调‘道因时而万殊’……主张‘顺时中权’、‘趋时更新’乃至必要时的‘革命改制’。……他提出了‘理势合一’、‘理势相成’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系统阐述了‘得理自然成势’和‘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等深刻思想。……在“理势合一”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即民以见天’的历史动力说。……认为‘圣人所用之天，民之天也’，从而多少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就道德伦理思想方面说，萧萐父先生认为，王船山探讨了道德形上学、道德的起源与进化、人性的历史发展、理和欲、义和利等问题，对宋明道学展开了深入批判，在总结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同时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思想学说。“他反对张载、二程和朱熹抹煞天道与人道之区别的观点，从天与人、禽兽与人、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连接和区别的视角，论证了‘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的观点……否认自然宇宙有道德伦理属性。……他从‘理气合一’的元气本体论引申出‘理欲合性’、‘互为体用’的人性论，深刻阐明了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与狭义动物界的区别，人的群体生活的道德规范与动物群体生活中的自然本能和‘以威相制’的动物学原则的区别。”在理欲观上，王船山提出了理欲皆善、以理导欲的学说，反对宋明道学以理灭欲说。在义利观上，王船山肯定了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正当性，坚持和发挥了义利统一观。尤其是王船山的豪杰论说多发前人所未发，对中国近代豪杰精神的复兴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第四，就政治思想而言，萧萐父先生认为，王船山把民众生死看得比一姓兴亡更为重要，主张实行分权制衡和政治改革，批判了专制强国论，揭露了专制的非道德性。
　　
　　第五，就经济思想而言，萧萐父先生认为，王船山反对官商勾结垄断物价，反对政府行政干预市场物价，反对专制主义对商品经济的摧残，阐明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规律，肯定了人们追求私利的动机和自谋其生的能力，强调只有让市场自行调节、商家自由竞争才能使物价“常趋于平”。他主张鼓励和刺激消费，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和“裕国富民”政策的实施，提倡改革不合理的赋税制度并严惩贪官污吏等等。
　　
　　第六，就文艺美学思想而言，萧萐父先生指出，王船山认为美是‘天化”与“人心”、“外物”与“内情”、“自然之华”与“文情赴之”的结合，即主客体的统一，只有通过人的心灵创造，化外在的自然为人化的自然，才是美之为美的根源，认为只有表达真情、真事、真血性、具有独立人格之善的文艺作品，才合乎“美”的要求。在创作论上，王船山提出文艺审美的的特性，强调“诗以道性情”，“诗合以声情生色”，“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在鉴赏论上，王船山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艺审美中艺术再创造的特点，认为人们在鉴赏时的处境、心理、情感不同，因而对同一艺术形象的审美感受也不相同，“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
　　
　　第七，就宗教思想方面而言，萧萐父先生认为，王船山“出入儒佛道三教，对宗教化的儒学、佛教和道教都作了非常深刻的批判；与此同时，他又从三教所蕴涵的哲学思维中吸取营养，既努力把宗教式的终极关怀转化为人文式的终极关怀，同时又赋予人文关怀以虔敬的宗教色彩。”
　　
　　照辞若镜：对船山思想的价值评判
　　
　　萧萐父先生推崇王船山的人品和学问，认为他是具有巨大历史感和崇高人格美的大思想家，但在价值评判方面却没有情绪化的色彩，而是运用两点论的方法，对王船山思想给予了照辞若镜式的公允评价。
　　
　　萧萐父先生充分肯定了王船山思想的贡献和价值，认为王船山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诸方面都有建树和理论贡献，其思想体系之博大精深是前无古人的。与同时代的诸大师相比，虽然音学考据不如顾炎武，天文历算不及黄宗羲，然而在思想的博大精深方面，特别是在哲学思想的建树方面，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清初诸大师中，唯有王船山堪称从理论上总结并终结了宋明道学，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近代人文主义色彩的新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产生过重大影响。萧萐父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会通和融合的世纪，是人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重建现代理性和新人学的世纪，是人道主义、人文精神行将成为全人类共同信奉的普遍价值、普世伦理和共同的精神追求的世纪。在这样的时代，王船山所创立的富于人道情怀和人文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深沉的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无疑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必将给予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思想创造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未来的人类历史实践中显示出它那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是对王船山思想现实和未来生命力的充分肯定。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王船山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萧萐父先生指出，在心物关系上，王船山在强调主体与客体之区分和“心”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同时，仍然保留了陆王心学的“心具理’的观念。在论常变关系时，他强调“变而不失其常”，而他所讲的“常”，往往是指传统社会礼教的基本原则，这又明显与他那“尚变”的辩证发展观相矛盾，从而使他的哲学思想仍不免带有某些保守的性质。王船山强调圣人要“慎用”民之天，既表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即对民众仍怀有某种偏见；然而，他看到了民众的非理性情绪对于社会历史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亦包含了具有合理性的思想颗粒。至于他那最受人诟病的“庶民禽兽论”，则直接来自孟子关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的论说，这也反映了他的思想仍受着儒学传统的严重束缚。王船山在谴责官商勾结坑农时，也讲了不少表现出重农抑商倾向的话，这是需要从他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去加以理解的。王船山强调艺术审美的独立价值，要求排除政治伦理对创作的干扰，固然是正确的；然而，他的那些极端的“扬李（白）抑杜（甫）的言论，又不免带有片面性。他片面强调美的“中和”性，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近代志士仁人那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创作思想，忽视文艺对于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功能，这也是他的文艺思想的局限性的表现。审美使人超越，这种超越性表现为个人的心灵体验；但如果片面强调审美的个人性而忽视其本质乃是社会化的情感共鸣，使人遁入艺术的象牙之塔，就未免显得狭隘。
　　
　　一孔拙见：萧萐父先生船山学浅析
　　
　　品味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有如下一些感想：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萧萐父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著名代表，所以他的船山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的。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不足百年，却经历过漫长的“前史”阶段，即中国古代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阶段。《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先秦的学术史代表作。《论六家要旨》、《史记·儒林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艺文志》等是汉代的学术史代表作。从魏晋开始，出现了僧人传记、灯录，如《高僧传》、《续高僧传》、《宝林传》、《楞伽师资记》、《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等，“这些灯录体史籍既记载了佛教及其学说源流，又对儒家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明清是中国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的繁荣时期，其代表作有《伊洛渊源录》、《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宋元学案》、《理学备考》、《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尤其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提出了一系列学术史思想和方法论，代表着中国哲学史前史阶段的最高成就。
　　
　　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才真正创立。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冯友兰19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确立了成熟的“以西释中”的书写方式。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正式出版于1958年，但在1937年就完成了初稿，1943年还印为讲义，应该算作建国前的代表作。这是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问题史的书写方式。钟泰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以传统的史传体裁书写中国哲学史，是一种“以中释中”的书写方式。建国前，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史，开辟了“以马释中”的中国思想史书写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冯友兰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但从总体上说是零散的，而范寿康193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则是第一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史书写的唯一参照，人们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两个对子”斗争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发螺旋结构颇为时髦。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代表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历程》；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另外还有杨荣国、孙叔平以及一批中国哲学史专家所撰写的大量中国哲学史著作。
　　
　　从上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萧萐父先生无疑是中国哲学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重要代表，他的船山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透显出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他对王船山元气论、发展观、知行观等的解读就是要展示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特色。应该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和评判尺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可能会不同程度导致教条化和遮蔽中国哲学原貌的问题，但也有深刻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可能过时，但一些基本原则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比如，运用历史唯物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研究思想史、哲学史是正确的，因为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自身，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时也必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揭示出思想、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影响，才能加强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深度。再比如，用两点论评价人物和思想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美人总有一丑陋处，高大全的人不是现实的人，再伟大的思想家也会有他那个时代和视域的限制。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其合理性不言而喻。他对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的分析以及双维的价值评判等是深刻的、正确的。
　　
　　第二，现代视域和原典的结合。自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出版以后，包括人们后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来，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都是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亦是如此。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为基础，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王船山思想做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透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与王船山思想文本的一种结合。
　　
　　恩斯特·卡西尔说：“在哲学上属于过去的那些事实，如伟大思想家的学说和体系，如果不作解释那就是无意义的。而这种解释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当我们的思想达到新的中心和新的视野时，我们就一定会修改自己的看法。”新的中心和新的视野就是现代视域，有了这个视域，我们才会发现过去没有发现的古代思想的丰富意蕴，这种意蕴并非现代人强加的，而是古代思想所本有的。这种见解胡适在研究墨学时就表达过，他指出，后期墨家的著作长期没有人研究，但“到了近几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有几何算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学心理学，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不少知识论的道理。”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科学、逻辑学、知识论的视域，才有可能发现墨经中的科学、逻辑学和知识论的思想，不然，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胡适接着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明确宣称他编撰中国哲学史的参照是西方哲学，而且这种参照是有价值的：“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
　　
　　从一定意义上说，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哲学人类学的视域，就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生态伦理学的视域，就没有中国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因此，萧萐父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研究船山思想文本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遮蔽船山思想本来面目的问题，但那既是中国哲学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解释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即使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也无法完全绕开“以马释中”的诠释框架。更何况，在当下中国哲学史书写“乱花迷眼”的情境下，当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依然是较佳的选择。
　　
　　第三，逻辑思维和诗性思维结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有别于逻辑思维的诗性思维，通过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深邃的哲理。萧萐父先生受过专门的哲学训练，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但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诗人，所以在船山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均表现出逻辑思维和诗性思维相互融合的特点，语言壮美，意境高远。
　　
　　从萧萐父先生对船山思想的阐释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逻辑分析之美。比如，他在解读王船山自然史观时，其逻辑起点是“絪缊”，由此展开了对“两”与“一”、“动”与“静”、“化”与“变”、“内成”与“外生”、“始”与“终”等一系列自然辩证法范畴的逻辑分析，首尾呼应，丝丝入扣。
　　
　　1982年秋天，萧萐父先生在敬谒船山故居时赋诗数首，用形象的手法表达了对船山的景仰之情：“芳情不悔说船山，弹指湘波二十年。今日溪忆风貌，芷香芜绿梦初圆。”“薑斋痴绝和梅诗，慧境芳情永护持。雪后春蕾应更妩，愿拋红泪沁胭脂。”“衡岳锺灵岂二贤，邺侯书卷石头禅。翩翩年少订行社，冲破鸿蒙别有天。”“雪儿红豆少年诗，梦断章江月落时。天地有情容祓禊，雷风相薄孕新思。”“衡岳悲笳隐隐闻，霜毫当日气纵横。芒鞋竹杖莲峰路，虽败犹荣盼好春。”“当年瓮牖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三百年来神不死，船山应共颂芳春。”“柳子高情对问天，船山孤兴步谿烟。千秋慧命春常在，钟鼓波涛继昔贤。”“隔海神交岂偶然，只因心曲应朱弦。密翁禅铎薑斋梦，同谱东方觉醒篇。”
　　
　　萧萐父先生有关船山研究的论著不仅逻辑严谨，思想深邃，而且文笔极美。如为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所作的《王船山人格美颂》就很有代表性。萧萐父先生说，“船山一生，风骨嶙峋……始终执着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理想人格美的追求。……青年船山，倜傥不羁。……中年船山，出入险阻，投身时代激流，经受了各种复杂矛盾的严峻考验，终于在明清之际‘海徙山移’的变局中，‘寸心孤注’，‘退伏幽栖’。……晚年船山，潜隐著书，瓮牖孤灯，绝笔峥嵘。……船山自我鉴定一生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活动为‘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这是理性的选择；而‘芜绿湘西一草堂’的艺境诗心，却与‘芷香沅水三闾国’的楚骚传统一脉相承。……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船山特叮咛：‘梦未圆时莫浪猜’，足见他确有欲圆而未圆之‘梦’，期待后人理解。他曾‘抛卷小窗寻蚁梦’，正当此时，写成《噩梦》一书，表明所寻之‘梦’，并非虚无缥缈，乃是‘苏人之死，解人之狂’的改革设计，并寄希望于未来。但‘中原未死看今日，天地无情唤奈何’，有时‘拔地雷声惊笋梦’，有时却‘蝶魂入梦不惊霜’；有时‘雨雨风风，消受残春一梦中’，有时又‘青天如梦，倩取百啭啼莺唤’；还梦过‘昨夜喧雷雨，一枕血潮奔’的奇景，更有过‘眼不稳，梅花梦也无凭准”的迷茫。这纷至重叠的梦影，在船山诗中织成瑰丽的‘情中景’”。除此之外，萧萐父先生在船山研究的其他论著中，喜欢选择王船山本人的文字作为小标题，形象而凝练，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如在阐释王船山的人类史观时，就使用了“依人建极”、“道丽于器’、“法因时改”、‘道因时而万殊”、“贞一之理”、“相乘之几”、“即民以见天”、“援天以观民”、“参其变而知其常”等。可以说，王船山本人就是理诗双融，作为船山学研究大师的萧萐父先生更是哲思诗情一炉冶，无痕有味两相持。
　　
　　附录：萧萐父先生致柴文华的一封信
　　
　　柴文华同志：
　　
　　前寄赠之近著《非儒伦理文化》一书，早收到。以白内障为祟，难于细读，靠放大镜，粗阅纲目，选读了一些章节，甚感欣慰！……早就期盼着这样一本书，果然出世，幸甚！
　　
　　谨粗阅，难细说，浮想二三，供参酌：
　　
　　一、专名“异端伦理”，不必引入“非儒”概念。因儒门多杂，发展数千年，也产生过“儒门异端”，诸如先秦儒家八派中，漆雕开之儒，就被孟、荀所斥，而章太炎特表彰之称为“儒侠”。又汉初传经之儒如申培公、辕固生、赵绾、王臧、畦孟、盖宽饶等，皆被迫害诛杀，比之公孙弘、董仲舒等，当属儒门“异端”。
　　
　　二、释、道二家，颇为复杂。既被儒法合流的正宗斥为“异端”，又释道互黜；而释、道内部又各自出现“正宗”与“异端”的分裂和对立。如天台之山内外，禅宗之南北及分派等等。
　　
　　三、有正宗即有异端，但异端批判思潮之勃兴则存在时代背景。社会转型引起思想裂变，侯外老有两个“之际”说，即“周秦之际”和“明清之际”；又前人还注意到“三末”：（一）汉末（黄巾起义前后，直至三国南北朝分裂），有王充、王符、仲长统以及杨泉、鲍敬言、列子杨朱篇作者等。（二）唐末，黄巢起义前后，有皮日休、罗隐、谭峭、吴能子等（唐末及五代还有许多小“子书”，如《山书》、《豢龙子》……）。宋末、元末都有异端作者涌出，如《伯牙琴》、《草木子》、《郁离子》等等。（三）明末。张李大起义前后，有大批“异端”人物。其对中国启蒙运动（历史上的异端如何与现代启蒙接轨？），新著提作“延伸”，很好！此间有本《鲲化鹏飞》，亦想论及此点（寄去一本，供一瞥）。
　　
　　总之，传统（多维两分）与现代，关系复杂。“正宗”（道统、治统、法统……无不是活到现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异端”都在发展。如何找到“异端”传统与现代启蒙的接合点是篇大文章，等待您们快马加鞭写出来。
　　
　　萧萐父（2003年7月12日）
　　
　　注释：作者1983年9月至1986年7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授业于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恩师，硕士论文由萧萐父先生指导。1994年作者出了一本小书《中国异端伦理文化》，2002年又扩展为《非儒伦理文化》，萧萐父先生对此论域颇感兴趣，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依然给予关注，该信就是对《中国非儒伦理文化》的一次具体的指导。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4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 “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
　　
　　（作者简介：柴文华，1956年生，男，安徽涡阳人，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