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研究员，《船山学刊》主编 周发源)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船山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和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均做出了深度剖判，认为阳明将知行合一合到“心”上，否定了行的客观实践意义，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凸显了知的优先性而忽略了行的重要价值。超越阳明“离行以为知”，船山主张知行有别，认为知行有“大段分界限”。超越朱熹“知先行后”说，船山提出行先知从、先行后知、行可兼知、行重于知的命题和判断，突出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船山的知行观是“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相较于前人，船山的知行观更加注重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是行之知，人的认识和知识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去检验知的真伪，然后还要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知去指导行。可见，船山的知行观，是在重“行”基础上的知行统一观，是对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的深刻阐释。难能可贵的是，船山还进一步提出了认识与实践互动的无限性的思想，认为知与行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日进于高明而不穷”。
　　
　　正是船山重视实践的知行观、认识论，对其后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等一大批有志之士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近现代湖南乃至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船山知行观科学发展的经典著作。
　　
　　知与行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就是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中不断前进的。因此，知行观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认识论命题，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研究并运用于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1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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