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船山学会会长 熊考核)

　　梦是船山一生最深的生命情结。梦对船山而言，是一种人生信仰，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义孤忠，一种文化坚守。
　　
　　船山曾把南岳当作自己“魂梦相牵”的知己，“与岳患难，唯岳知余。残梦不忘，我报灵墟。”（《莲峰志》卷五）他用“梦”的方式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空绝千古的绝唱。
　　
　　一、船山的逐梦人生
　　
　　船山一生与梦难舍难分。梦似一条主线贯穿他生命的始终。像春梦、晓梦、惊梦、残梦、旧梦、愁梦、悲梦、笋梦、蝶梦、蚁梦、鸟梦、梅花梦、午梦、客梦、归梦、江南梦、修罗梦、飞梦、圆梦……缠绕在他生命的各个时期。他早年隐居之所以“续梦庵”命名，晚年所著之书以《噩梦》名之，后半生潜心著述更以“圆梦”概说。船山一生可谓逐梦人生。是人就会有梦，但船山之梦，梦在家国破碎、天崩地解之际，他以个体生命的磨难，“梦留春住”的信念，“笔摇五岳”的著述，书写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梦”。船山一生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但醒目其人生的是三个大梦：青少年时期的“晓梦”，中青年时期的“续梦”，中晚年时期的“圆梦”。
　　
　　1．晓梦
　　
　　晓梦是船山的青春之梦。青年船山最大的梦想是科考成名，仕途报国。甲申国变之前，船山与其他青年学俊一样，一心读书仕进，以期科举成名。在儒学家风的熏陶、父辈的期望下，船山从小就开始了科考的奋斗。7岁读完十三经，14岁考上秀才，之后4次参加乡试，24岁时中举。正当船山豪情满怀准备北上会试之际，狂飚突起的农民起义彻底击碎了船山读书做官、科考成名的青春之梦。北上会试遇阻，船山在返湘的船上，写下了《元日泊章江用东坡润州韵》一诗，记录了当时梦碎的心境，诗云：“闲心欲向野鸥参，更听鱼龙血战酣，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此时船山站在正统的立场，把农民起义看作是春寒袭地，船山北上会试的“晓梦”在席卷大地的“春寒”中破灭了。这个“晓梦”破灭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这是船山个人之不幸，但又是中国历史之大幸，从此，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做官的王船山，多了一个独立天地的伟大思想家。船山人生第一个大梦的破灭，虽然对他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打击，但那毕竟是个人的世俗之梦，船山之梦在灾难中涅槃，在磨难中升华。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秋大梦。
　　
　　2．续梦
　　
　　船山人生的第二个大梦是“续梦”——续明王朝复兴之梦。
　　
　　1644年甲申国变，船山痛不欲生，先是农民起义颠覆大明王朝，继之清军入关问鼎中原，这时的明清变局，惨烈的阶级矛盾演化为更为血腥的民族矛盾。在这天崩地解的历史大变局中，船山个人命运紧系在家国和民族命运之上。社会危机、民族灾难正孕育一个时代的“精神日出”，船山在“山崩海徙”中开始编织一个经天纬地的大梦。他的“续梦”有着二个层次的意蕴。一是承续明王朝，二是承续华夏江山（中国之天下）。其聚焦点是爱国主义。船山爱国主义又有狭义与广义二层意思：狭义是忠于明王明；广义是忠于华夏民族。历史上传统爱国主义与现代民族爱国主义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我们今天所言爱国主义是针对民族整体和主权国家而言的，主权国家是近代的产物，传统爱国主义是没有今天的主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是针对于历代王朝而言的，秦朝是秦时的中国，汉朝是汉时的中国，唐朝是唐时的中国，宋朝是宋时的中国，明朝是明时的中国。传统爱国主义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王朝的忠诚。船山生活在大明王朝，他的爱国主义首先是忠于明王朝，1643年张献忠攻陷衡州，船山避居南岳，第二年李自成攻下北京，崇祯帝景山自缢。船山闻讯，作《悲愤诗》一百韵，之后南明数帝相继而亡，船山继作《悲愤诗》，以示对明王朝的一片忠心。不久，船山在双髻峰下筑草舍，名之“续梦庵”，续什么梦？续明王朝复兴之梦，以示复国之梦不可断。从此，船山便开始了坎坷从政，崎岖救国的“续梦”的奋斗。1644年甲申之变，带给船山的是锥心之痛，开始他只是为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而痛不欲生，仇视农民起义。但当清军南下，实行血腥武力征服及残暴民族奴役时，面对“生民以来未有之祸”（《黄书》），船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他“续梦”的主调，他把对农民军的仇恨转向清朝统治者及降清的无耻败类，并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张明军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以图复兴大业。1645年，湖南成为抗清主战场，南明数十万大军猬集湖南，农民军50万也屯驻两湖，农民军提出“联明抗清”，挽救危局。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南巡抚堵胤锡，却拥兵自重，相互猜忌，排斥农民军。面对严峻形势，船山挺身而出，1646年夏奔赴湘阴，求见湖北巡抚章旷，章旷为船山乡试考官，船山以门生之礼上书章旷，请章旷出面调和何、堵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挽救危局。章旷却认为船山所见“过虑”，未以采纳。船山失望而归。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明军和农民军被清军各个击破，1648年战局发生变化，明军从广西反攻，攻入湖南，船山闻讯，大受鼓舞，决定在南岳举兵抗清。起义兵败后，辗转奔走肇庆、梧州、桂林等地，泣血扶倾，忠贞报国，企求南明政权复兴，却遭权奸陷害，险遇不幸；清兵攻陷桂林后，船山间道回湘，流亡湘南，窜身山野。生死当前，不忘亡国之恨，不没复国之志。1656年在常宁山中，写下《黄书》。《黄书》是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思想表现最为强烈的代表作，也是船山梦的政治宣言书。船山梦的本质就是中国梦。《黄书》的主旨是自强中国、自强民族、自强文化，以实现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黄书》写成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船山以“埋心不死”的精神，矢志文化救国，开始了他人生最后的“圆梦”之旅。船山52岁时（1670年）遥想当年“续梦”情景，写下《续梦庵》一诗，诗云：“旧梦已不续，无如新梦惊。溪云霑竹尾，滴沥过三更。”在永历政权败亡、大清一统天下后，政治上扶倾明王朝的“旧梦”已无力回天了，但文化上救国复国的“新梦”却又编织了起。
　　
　　3．圆梦
　　
　　船山人生的第三个大梦是“圆梦”——圆华夏民族复兴、华夏文明复兴之梦。
　　
　　1660年，船山从南岳续梦庵迁居衡阳县金兰乡，开始了后半生“退伏幽栖、俟曙而鸣”、孤灯绝笔、潜心著述的“圆梦”人生。船山虽幽迹山野，却壮志弥天，他“魂梦相牵”的是“春在谁边”的景象，他梦想的是关系民族与文化命脉的大问题，他在编织一个经天纬地的大梦。在船山心中，生长着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的中国，另一个是文化的中国。王朝的中国，代兴代废，历史上没有永存的王朝，因为王朝都是一姓之私的王朝；文化的中国则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是中国永恒的命脉所在。文化在，中国在；文化亡，中国亡；文化衰，中国衰；文化强，中国强。明朝虽亡，但中国还在，船山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担当起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为华夏文化继往开来探求历史新生面。从此船山开始了“坐集千古之智”的学术批判总结和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
　　
　　船山在曲兰先筑草舍“败叶庐”，后迁“观生居”，再迁湘西草堂。船山为“观生居”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堂联揭示了船山一生的抱负与孤忠，展现了其一生“圆梦”的追求与境界，以精神殉道去原道，以原道去救国，其孤忠之志亘古罕见。船山“埋心不死留春色”，就是希望开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生面；让民族命脉永续于天下，让华夏文明永恒于天下。所以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孤心独运，书写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篇章。1665年著《四书大全说》阐述经典，辨析正学，以期正人心、明道德、救文化。1677年写成《礼记章句》，提炼出礼仁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礼仁是文化之本，也是立人之本，立国之本，是文明中国根本所系。1685年著《张子正蒙注》，彰明正学，“纲维三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691年写成《读通鉴论》，绝笔春秋，探索历史治乱、王朝兴衰、古今之变、天人之蕴，否定正统论，批判“一姓之私”，力倡文明进化，期望找出民族复兴之路。晚年船山“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王敔《姜斋公行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船山70岁那年，好友刘思肯为他画像。画毕，船山写了一首《自题画像·鹧鸪天》词，词云：“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词意孤楚，词境悲怆。烈士暮年，壮心不己，感悟平生，历尽艰险，九死不悔，国家败亡，兴复难期，不愿苟活，只求活埋，但埋心不死，修罗有梦，生命不息，“圆梦”不止。船山至死还坚守着一个“春天如梦”的信念：明王朝虽然败亡了，但华夏民族不会败亡，华夏文明不会败亡，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复兴的春天终会到来。船山“圆梦”的追求和贡献超越了王朝的历史，是以往任何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船山生命绝笔之作是《船山记》，以顽石象征自己人生，以石船山喻示一生追求。他还写有一首绝笔诗，诗中有句“人间一字无”，人活在清朝，却不愿留下一个字在人间，但留下八百万字著述，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批判总结，开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生面。如此“圆梦”，前不见古人，后却启来人。70岁时船山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他希望自己政治追求象东晋刘琨那样为民族大义尽忠国家，学术追求象宋初张载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溯源归宗，他希求的是强盛国家、强盛文化，通过文化批判，走出一条文化救国、文化强国的历史新路来，这就是船山“圆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二、船山梦的深刻内涵
　　
　　船山“余生悲梦赋”，一生逐梦，一生“圆梦”。船山梦的本质是中国梦。梦在孤忠爱国的明王朝复兴，梦在大义至上的华夏民族复兴，梦在文明至上的华夏文明复兴。
　　
　　1．孤忠爱国，复兴明王朝
　　
　　人生的坎坷磨难呈现出船山梦的多层次境界。船山一生孤忠独抱，梦系明王朝。这是船山梦的表层意蕴。船山早岁“晓梦”，科考报国，忠肝义胆，空碧笙音，志在效忠明王朝；中年“续梦”，国破家亡，坎坷从政，崎岖救国，泣血扶倾，图存的是明王朝；晚年“圆梦”，梦碎的是明朝江山，梦系的是明朝天下，即便老病缠身，自题墓石，还刻意写上“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船山生是明朝人，死是明朝的鬼。可见船山孤忠明志，志在复明。船山的爱国，在家国忠诚这一历史层面，并没有超出传统爱国主义范畴，象历史上的屈原、岳飞、文天祥等，都是表现为对王朝的忠诚，而且都带有“愚忠”的特点。船山更是以“孤忠”卓立于世。船山毕竟是明朝的生人，他祖辈受恩于明朝，他一辈子坚守的也是儒家正学，他报国救国的首务就是明王朝。所以说船山梦，船山爱国主义，首先爱的是明王朝。这是船山那个时代的人之常情，无可非议，这也是船山“孤忠”的历史狭隘性。
　　
　　2．大义至上，梦在复兴华夏民族
　　
　　船山梦最为卓绝之处，是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是船山梦的核心所在。
　　
　　如果说船山梦的表层意象是忠于明王朝，复兴明王朝，其境界是狭窄的；那么船山梦的核心层次就是忠于民族、复兴民族。正因为浓缩了民族至上的思想意蕴，船山梦的境界便极大提升了传统爱国主义，开拓了中国梦的新境界。
　　
　　《黄书》是船山梦的政治宣言书，是船山“魂梦”的核心。他提出民族至上的最高原则，首创“三维”说，把华夏民族利益看作是天地间最高利益，把中国兴衰当作天下头等大事，认为“一姓私天下”是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君主利益，实现民族自信、民族自强、民族复兴。他说：“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兆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氓，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船山在《黄书》中表达的强烈民族爱国主义，成为其后半生“圆梦”文化救国的思想动力，也是穷其毕生心血“圆梦”的思想主线。
　　
　　船山梦的爱国魂在其后半生的学术批判总结中得以充分展现。他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以一种独特“贞固”坚守，“圆梦”民族复兴。他孤心独运、孤灯独照、孤情独抒，孤笔春秋，探究天人之蕴、历史治乱、王朝兴衰、古今之变，希望找出一条民族复兴之路以实现“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黄书》）的宏伟梦想。亡国之悲、君父之仇、民族之恨已转化为理性的文化反思。船山遍注群经，出入佛老，着力于历史文化大本大源的梳理，着力于民族文化慧命的传承，着力于民族精神的坚守。船山73岁写成的《读通鉴论》，是船山史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历史的杠鼎之作。船山审视历史，通古今之变，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民族大义观，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他独创了“三义”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正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大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有时而不能交合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读通鉴论》卷十四）。民族大义至高无上，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臣忠君，不过是一人之义；天下共奉君主，不过是一时之义；这些只是臣民对君主个人之忠，是“一姓之私”，都是私义；唯有贯通古今历史的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私义的公义所在。船山从理论上严格区分了君主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一姓之私和天下之公的关系，强调国家民族高于君臣个人利益，标举民族利益至高无上。船山这个卓见“开千年未开之口”，突破了传统“三纲”原则，超越了“君臣之义”，实现船山梦由王朝梦向中国梦的跨越。船山梦境界的阔大，在于他超越了王朝中国的局限。船山在探讨总结王朝兴衰的历史中认识到，“一姓之兴亡，私也。”秦是嬴姓天下，秦亡汉兴；汉是刘姓天下，汉亡唐兴；唐是李姓天下，唐亡宋兴；宋是赵姓天下，宋亡明兴……历朝历代，不过是一姓之兴亡，不能以“一姓之私”的王朝兴衰去代替民族兴亡，民族兴亡才是中国古今历史的根本大义。船山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观是社会矛盾空前激发、民族冲突空前爆发的产物。清兵入关，问鼎中原，血腥镇压、残暴征服，给汉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清军血洗江南。汉民族以巨大的民族灾难承受着明清易帜。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任何历史经验都是个人经验的集中体现，任何理性精神都是感性体验的升华，船山亲历了家破国亡的惨烈变故，他的爱国梦想不可避免烙上时代泣血的痕印，他的爱国主义自然会呈现一种强烈甚至偏激的感情色彩。在巨大的灾难中，个人情绪发泄是可以理解的。但船山毕竟是卓越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梦想家，他超越了个人的不幸，站在思想家的高度，以哲学的理性精神和历史的辩证精神高举民族爱国主义旗帜，把民族利益提升至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圆梦”民族复兴。
　　
　　3．文明至上，梦在复兴华夏文明
　　
　　船山梦的境界阔大、深邃。其梦阔大在民族大义上，深邃在文明至上上。
　　
　　船山“圆梦”，表面上是圆明王朝复兴之梦，但实质上是在圆华夏民族复兴和华夏文明复兴之梦。以文明复兴去强化民族复兴，展示船山梦最深邃的境界。正因为这个境界，船山梦呈现出前不见古人、后启来者的“破块启蒙”色彩。
　　
　　船山“圆梦”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情结。一是探索历史兴衰、国家兴亡的文化动因。在船山眼中，人类历史、中国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史，是一个不断由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国家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他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狄夷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魏、晋之降，刘、石之滥觞，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思问录·外篇》）船山以罕见的文明决定论去审视历史发展，认为历史发展规律是文明进步的规律，文明决定进步。王朝历史不过是文明历史的一个阶段，王朝兴亡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动因。船山认识到国家兴盛、民族兴盛的内在生命力是文化，引导人心、凝聚人心的根本力量是文化。五千年炎黄文明，三千年儒学文化，维系着文化中国的延续发展。汉代之始，儒学作为国家文化引导着中国的发展。但儒学歧出，佛道窜儒，“异学贼道”，文化正在失去全民性道德教化作用，儒学正在失去凝聚人心的作用。儒学发展出现严重偏向，必会酿成亡国之祸。他在探究宋亡原因时指出，就是异端邪说分裂了人心，导致了宋朝灭亡，他说“无忌惮之教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陆子静出，而宋亡。”《张子正蒙注·乾称篇》把宋朝灭亡原因归之于陆子静心学流行，这是深刻的片面，但船山从此意识到文化可以败国、可以兴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异学贼道”，“为害天下大道”，让人误入歧途，家国岂有不亡之理。他甚至认为王学的盛行，颠覆道德，离散人心、败坏道德，导致明社倾圮，异族入侵。正因为船山看到了文化有兴亡国家的巨大力量，所以他在明亡后，决然坚守精神家园，捍卫民族文化，为“族类自固”阐扬正学，为“扶长中夏”建立文化价值体系。他坚信只要守住了华夏文化的“正学”，中国就不会灭亡，中国就有复兴的希望。
　　
　　二是严明夷夏大防，主张文明决定论。从表面上看，船山是坚决反清的思想家，甚至是个典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我们透过船山一些关于夷夏观的文字表述，去分析其思想实质，就不难发现民族爱国主义内含着鲜明的文明决定论。船山历史观呈现出强烈的夷夏之辨，这有传统夷夏观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时代新说。他说：“天下之大防有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读通鉴论》卷十四）从魏晋经两宋至明清，五胡乱华，金元侵宋，满清亡明，夷夏“大防”的民族意识，在国亡之际屡被强化，士大夫借“春秋大义”，严明夷夏之防，以保卫华夏民族。夷夏有别，历朝历代都在说，船山不可能不说，何况他面对的是明亡的历史悲剧，他要坚决捍卫民族利益，捍卫民族文化，他就会更加激越地阐述自己的夷夏观。他说：“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黄书》）无论是“天下大防”，还是天地“三维”，船山论夷夏之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华夏民族利益是天地间最高利益，民族利益至高无上。民族利益或者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这在今天世界各国也是通行的国家基本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船山以“夷夏大防”严明夷夏之别，甚至使用“人禽之界”（《读通鉴论》卷十五）的激烈之词，并非简单地排斥异族、排斥少数民族。综合船山历史观而言，船山夷夏之别，别在文野之分，别在文明与否这个根本标志上。在船山看来，历史上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发达成熟的民族，华夏周边的夷狄是文明欠发达的民族，华夏文化先进，夷狄文化落后。夷夏之间，种族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明确各自疆界，各守自己的纲纪，互不相侵，相安共处。明亡清兴，船山孤愤到了极点，他认为满清对明朝的颠覆，是野蛮对文明的武力征服，是落后对进步的暴力践踏。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文化发达的民族，野蛮未开发的民族统治文明开发的民族，这不是历史文明的进步，而是一种文明历史的倒退。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际是维护人类文明与进步。这是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所包含的一种深刻文明史观。这使船山民族爱国主义独树一帜，超越了传统爱国主义“尊王攘夷”的局限，具有了启蒙意义的历史新义。这一点，现代学者熊十力看得最为透彻，他说：“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的民族主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确不是狭隘的种界观念。他却纯从文化上着眼，以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别于禽兽的，故痛心于五胡辽金元清底暴力摧残。他这个意思，要把他底全书融会得来，便见他字字是泪痕。然而近人表彰他底民族主义者，似都看作是狭隘的种界观念，未免妄猜了他也。他实不是这般小民族的鄙见。须知中夏民族元来没有狭隘自私的种界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合人道、而违背真理、且阻碍进化的思想，正是船山先生所痛恨的。”（熊十力《十力语要》）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是船山梦的根本所在。船山“圆梦”的目的就是捍卫华夏民族，捍卫华夏文化，捍卫华夏文明，中国复兴，归根结底是复兴文明中国！
　　
　　三、船山梦的现代价值
　　
　　船山是中国思想史上罕见之巨人，其人生之磨难，人格之高尚，气节之贞固，精神之卓绝，思想之博大，梦想之卓越，历史上罕有比肩者。
　　
　　三百多年前，船山生死当前，孤忠独抱，做了一个偌大的中国梦，其“魂梦相牵”、“蝶梦觉醒”、“梦里啼莺”、“梦到今圆”……三百年后，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以生以死，以荣以贱，以今以古，以治以乱，无不可见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是故神农、虞、夏世忽徂，而留于孤竹之心；《周礼》、《周官》道已坠，而存于东鲁之席……是故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故人极立而道术正。《传》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圣人赞《易》以俟后之君子，岂有妄哉！岂有妄哉！”（《周易外传·杂卦传》）这段文字虽是船山研究《周易》的心得概述，但也可以视为船山梦的文化释义。华夏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着自己伟大的文化传统。历史上代兴代废，王朝更替不断，但贯穿几千年中国历史就是伟大的文化传统。尽管王朝灭亡了，但文化却在延续，民族精神还在传承。只要守住传承文化的“东鲁之席”，中国就永远不亡。船山用“孤竹之心”，提示学《易》之道，昭示后人，坚守文化阵地，守住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守卫伟大的民族文化。
　　
　　1．船山梦的“破块启蒙”
　　
　　纵观历史，船山可以说是中国梦的第一人。
　　
　　船山“魂梦”所系就是民族复兴、文明复兴。船山梦影响一代又一代图强中国、变革中国的仁人志士，对实现中国梦的启蒙之功不可没。
　　
　　梁启超就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就在于船山思想的启蒙。
　　
　　近代中国的主权危机与王朝危机交织出的空前民族危机，是船山思想“复活”的特定历史环境。
　　
　　船山思想就是通过影响特殊人才群体去实现社会变革的。
　　
　　船山学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的“显学”，曾国藩功不可没。曾氏之前，船山学只还局限于湘学地域，他力倡之后，船山学豁然面世，醒人耳目。曾氏力倡船山学可谓用心良苦，他在与太平军鏖战之际，还在认真研读船山之书，攻克天京之后，其兄弟耗银万两刊印《船山遗书》。一个坚决扶倾清王朝的曾国藩为何要向世人推介坚决反清的王船山？近世学人，各有解说。曾氏服膺船山之学，归宗一点，王朝中国可变，文化中国永存。他要用“纲维万世”之学来拯救人心，拯救中国。何止是曾国藩，湘军集团高层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无不服膺船山之学。湘军的出现，不只是一个政治、军事现象，更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船山的梦魂、船山的思想浸透在湘军统帅的骨髓中，事实上湘军是把船山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去扶倾中国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清王朝回光返照，主权危机、王朝危机的中国，出路何在？
　　
　　戊戌变法点燃了中国变革强国的第一个光荣梦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做着他们的变法强国梦。尤其是谭嗣同一生梦系船山，追梦船山。他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唯船山一人而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谭氏从小痴迷船山之书，从船山书中读出了变革，读出了救国，读出了民族魂，读出了强国梦。他就是在船山梦的影响下，走向变革之路的。他吟唱：“昭苏万物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这声苏醒严冬中国的春雷就是船山的思想。变法失败，康、梁逃难日本，友人劝他走，他宁死不走，写下慷慨赴死的就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船山“魂梦”，壮飞血写；强我中华，后有来人。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启中国梦一个崭新的纪元。1905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发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以船山等人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先驱。同盟会纲领显示，强盛中国、推翻帝制，首要的是高扬民族主义旗帜。船山梦在清末有如一道闪电，震撼着知识阶层。同盟会思想家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说：“船山学术，实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木本水源，端在于斯。”章太炎把辛亥革命成功的思想根源归之于船山思想，这难免有失偏颇。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无不受船山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梁启超就说：“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梁启超《儒家哲学》）近代湖南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伟人和政治巨人。其思想根源，就在于船山思想的影响。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改变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说：“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所言“桥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自强中国、拼命奋斗的民族觉醒精神。
　　
　　船山梦是中国梦的前奏。船山梦魂所系的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的光荣梦想，成为一代又一代思想先驱者奋斗的目标。船山梦开启了中国梦的民族爱国主义主调，无论是戊戌维新的革新帝制，还是辛亥革命的反清排满，都是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点的。近代中国对民族主义的高扬，带有强烈的反清排满倾向，但随着时代发展，民族主义已不局限于狭隘的种族观，已扩展为“五族一家”的大中华民族觉醒和自强了。新中国成立，政治上的崛起，开始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性跨越；1978年经济改革，经济上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性时刻正在临近，中国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壮丽景观。事实上，在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船山思想已成为当时中国“破块启蒙”的思想先声了。
　　
　　2．从船山梦看中国梦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一个世纪。
　　
　　黑格尔曾经说过，在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黑格尔的话过于绝对，但他却深刻意识到一点，国家兴亡的根本生命力在于文化。以儒学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生生不已。人类六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玛雅文明先后陨落在人类文明的星空，唯独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其强韧的文化基因，其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正是中国永恒的生命根系。
　　
　　三百多年前，船山“埋心不死”坚守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慧命，他绝笔峥嵘传承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正学血脉，他毕生圆梦的就是用文化强盛民族、强盛中国。他那个民族复兴、文明复兴的春秋大梦做的太久太大了。以至二百年后，船山梦才得以真正的“复活”。在主权危机、民族灾难的历史背景下，以复兴民族为基调的船山梦得以重新解读，虽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人物对船山思想、船山梦有着不同理解，但复兴民族、复兴中国的主题始终贯穿于中国人百年圆梦的历史进程中。事实上，从谭嗣同到孙中山，都是把船山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面思想旗帜的。
　　
　　中国梦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结束二千年封建统治；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在世界东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创造瞩目世界的中国奇迹，中国迅速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这一页一页历史书写中国的光荣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国梦的实现。
　　
　　再现东方辉煌，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景象，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景观。用文明再造中国，这是何等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三百多年前，船山就在湘南的深山中写下《黄书》，播下文明再造中国的思想种子，他渴望光大华夏文明强盛中国、强盛民族，“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大兆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涮宋耻，足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氓，足以固其族无忧矣。”这是何等的壮怀激越！何等的春秋大梦！
　　
　　梦在中国复兴，梦在民族复兴，梦在文明复兴，这就是船山梦的爱国魂！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1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熊考核，衡阳市船山学会会长；陈婷（1982—），女，衡阳市委党校法律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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