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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未断链的文明古国，也是传统思维和习惯势力榫卯密合、顽强承袭的"老人国"。中国需要改革，但自古有不少改革未善始善终，不少改革家也没有好下场。
2300多年前，商鞅提出废井田开阡陌、施行法治、奖励军功、设立郡县的改革主张。他徙木立信、忠诚睿智，改革使秦国富国强兵，跃居诸侯之首，获得秦孝公赏识，但改革得罪了众多贵族，孝公死后，商鞅被五马分尸，家族被诛，改革失败。
王安石也是个"多事"的种，他上万言书，力陈北宋积贫积弱之弊，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青苗法、市易法、三舍法等改革，遭到司马光等顽固守旧派强烈反对。尽管王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训"的刚毅精神，但积重难返，新法随神宗病亡嘎然而止。王安石被罢相，从此退隐江湖。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打破一些传统作法、传统利益、传统势力，进行新的组合调整。犹如刮肉疗毒，疗救者稍不慎，会感染中毒。改革又如劈山，沉睡万年的山壑，一旦削挖，固有结构被破坏，开掘者随时都有崩塌埋身的危险。
"湖南好人"正是刮肉医生和挖山愚公。他们满心欢喜文革结束，国家拨乱反正。但是，他们真正动手改革时，风险随之而来，严峻地考验他们。
险之一，"左"倾思想作怪。覃正彦早就知道"大呼隆"呼不来社会主义，"大锅饭"解决不了百姓吃饭。他上世纪六十年代任石门县委书记就斗胆搞包产到户，七十年代任西洞庭农场场长搞"改革八条"，八十年代任桃源县委书记冒险支持包产到户的菖蒲公社。每次改革都使群众大大受益，但腐恶势力屡屡迫害覃正彦，他不惧撤职挨批，仍然执意改革。
险之二，部分干部群众改革认识跟不上。改革者往往站得高、看得远、认得准，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容易被多数人误解。30年前，凤凰古城没一个真正游客时，县长吴官林看到了游客云集、经济发展的今天，他发出最严护城令，从紧张的财政中抠挤资金护城。其时，中国旧城改造开发兴起，很多人认为吴官林脑孑进了水。吴官林顶着压力做说服工作、护城工作，直到几年后凤凰经济翻番，成为起飞穷乡的凤凰，大家的观念才跟上来。
险之三，上级支持改革乏力缺位。那时，改革开放伊始，许多事情模棱两可，政策要么跟不上，要么过了头。有些领导思想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对下级改革支持指导自然是"老鼠尾巴打一拳"，甚至打反卦。要想富，先修路。其时，蒋金生想从永州蓝山县修一条好路打通邻居广东连州，将牲猪、粮食源源南运，与习仲勋的改革开放对接。但上级批评他占田太多，自不量力。搭帮老蒋一面发动群众肩挑手提锄挖搞施工，一面跑"部"前进，争取萧克等乡籍元老支持。1983年蓝连公路通车，"胡志明小道"热闹起来。
与此同时，在绥宁县”美美"地享受林业宽松政策，"斧砍经济"大兴时，县委书记屈家海却制订"山林收归集体，严控木材出山"的土政策，他霸蛮顶着犯上、右倾保守、破坏改革的帽子，霸蛮盼来国家保护生态的政策支持，换来了"神奇的绿洲"。
险之四，封建意识的阻力。龙秋生即将屈将副职，他一些老伙伴也将被调整，这时，只上不下、光宗耀祖的封建官宦思想来了，势力眼来了。尤其茶陵遭受特大洪灾，"留守书记"龙秋生是否愿意，而且是否调得动干部群众抗洪抢险，维修水库，发展生产，他面临严峻考险。但是，他凭着党性，凭着高望，硬是挺了过来。
几乎同时，邵东县长刘汉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首先碰到母亲反对，他毅然拘留了母亲，放开了土地、税收政策支持"能人经济"。一抓一放，刘汉云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冒着忤逆不孝的压力，舍小爱成就大爱。
不管8个县官的改革具体情形怎样，反正都损害了传统势力，挡了人家的官运财路，这是冒的最大风险，人家肯定要咬牙切齿反击。骂娘，告状，讥讽甚至人身威胁，纷至沓来。随便找你个岔挑你个刺，就够你喝一壶。何况慌言重复一千遍也变成真理。这时，上级很容易顺从"民意"，拔"乱"维稳。即使原先支持你的领导，也会厘清关系，丢卒保车，墙倒众人推都有可能。改革流产也就自然而然。小改小危，大改大败，失败的改革在各级各部门还少吗？
但是，8个“湖南好人”的改革竟奇迹般险中取胜。取胜之秘诀，除了对党绝对忠诚，我
认为主要是两条。
一是好人敢于担当。他们有清醒头脑，认准国家大势和社情民意，认准辖区改革的突破口，认准改革将带来发展，也认准风险阻力只是"阵痛"。几个月或几年的阵痛挺过去，改革就成功，否则就是失败。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怕开除党藉，不怕离婚，不怕撤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决意改革。何况这些县官都资格老，威望高，能力强，不到黄河心不死。
二是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8个县官深刻认识到，困难是暂时的，黎明前黑夜是短暂的，因为党拔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决心已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锐意改革是时代潮流。经历阵痛，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建立并完善，上下一心，支持改革、促进改革已成时代风尚。8个县三十多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已经证明，8个县官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改革后继有人，后劲十足。
伴随着改革的成功，"湖南好人"避免了个人命运的悲剧，功德圆满。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正安度晚年，愉快接受湖南卫视采访，畅谈改革，回首当年，启迪后人。相比商鞅、王安石们，共产党的改革家不知幸运多少倍。
我们钦佩赞颂"湖南好人"，目的是搞好新一轮改革。透过好人之"险"看到前面也许更险，难搬的石头也许更多，难啃的骨头也许更大。但是，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好人的忠诚、睿智、担当精神，只要我们拿起"三严三实"的武器，改革一定能善始善终，善做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