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7月16日。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走进他的办公室，地上整齐摆放的一排锈迹斑斑的迫击炮，格外显眼。

　　“这些炮弹是我前不久刚从民间一个个收回来的。”18个炮弹，他自掏腰包共花费4500元。

　　“扎根在这里的第一天，我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每次出远门，他都习惯去旧货市场淘些“宝贝”。

　　吴建宏，是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

　　从1987年至今的28个年头，他将所有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纪念馆，弘扬和平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

　　28年坚守纪念馆，虽清贫也甘之若饴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

　　吴建宏的奶奶带着他的父亲和叔叔逃难来到芷江，奶奶没能逃出厄运，死在了敌人的炮火中。

　　中华民族那段耻辱的历史，在他心头烙下沉重的印记。

　　1983年，芷江开始修复受降纪念坊，他经常跑去施工现场。看着那块牌坊一天天变样，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自己很坚定。”1985年，他在一家水泥厂做工，因表现出色，在别人的推荐之下，他同时获得了芷江县烟草公司、芷江县财政局、芷江县文物管理所的调令。最终，他选择了最“清贫”的芷江县文物管理所。

　　1987年，他正式调到新的岗位，成为芷江受降纪念坊一名“勤杂工”，每天的任务就是挑粪、植树、侍弄花草，讲解这种“高大上”的技术活，所里只有老所长一个人担任，虽然兴趣浓厚，他也只能躲在一旁“偷学”。

　　晚上回到宿舍，他凭记忆整理记录下一天的讲解内容，思考补充不足之处。每到周末，他还会从图书馆借来很多中国抗战、近现代建筑等书籍，深入学习。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八年血泪流江海，一纸降书落芷江。”他将全部体会、情感融入这首诗中。

　　碰到所长不在，他就“客串”起讲解员。一次，市里来了一批领导参观，见没人接待，他主动上前为他们讲解。忽然，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跳入他的视线，原来老所长悄悄跟在了队伍最后，他有些紧张，但讲解中迸发的激情慢慢掩盖了紧张的情绪。

　　“小吴，你的讲解已经超过了我，现在你可以正式接任我的工作了。”参观人员走后，老所长拍拍吴建宏的肩膀，对他竖起大拇指。从那以后，他更是刻苦钻研，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1992年，老所长退休时推荐他担任芷江文物管理所副所长。1999年，芷江县委、县政府任命他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无意中得知，国家有政策，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申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门路。然而，由于纪念馆资金紧张，没有经费请专人制作申创文本，他决定和同事一起撰写、编印。他们加班加点，不到3天时间，就将做好的一本数百页厚的申报文本，递交给了国家相关部门。

　　2005年11月21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落户纪念馆，这是纪念馆建馆以来获得的第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28年前，选择这份工作，就是选择了坚守清贫，坚守中华民族的精神与荣誉，这远远胜过了用金钱衡量的价值。

　　自掏腰包购买抗战实物数百余件，全部无偿捐给纪念馆

　　“一个纪念馆如果没有丰富的馆藏文物，弘扬抗战文化、和平文化就没有了基石。”吴建宏将抢救、挖掘抗战文物，当成了工作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一次，他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台胞，得知当年中国战区主持芷江受降主官萧毅肃将军有9个子女分别居住在台湾、美国等地，并收获了其中一个台湾的通讯地址，但没有电话，他如获至宝，一心想与其家人取得联系。

　　从那一年开始，他适逢过节都会给这个地址邮寄贺卡、名片以及纪念馆相关资料，整整坚持了十年，他坚信一定能打动萧毅肃将军的家人。

　　2003年的一天，吴建宏接到一个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对方是萧毅肃的二儿子萧慧麟。他告诉吴建宏十年来他寄的东西都通过台湾转到了美国，他和家人看了后十分感动，决定前来芷江。

　　“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属于萧家，它们属于中华民族。”萧家兄妹先后5次来到芷江，向受降纪念馆无偿捐赠了400多件文物。

　　吴建宏一直有个习惯——去哪都背着10本沉甸甸的联络本。凡是来纪念馆参观过的与当年受降历史有关的人员，他都会亲自陪同讲解，并将获取的信息一一记录在联络本上。

　　陈纳德将军的妻子陈香梅女士捐赠了将军遗物18件；美国飞虎队队员约瑟夫·德，捐赠了223张反映当年中国抗战的历史照片……他凭着热情与执着，感动了无数参观者，在文物征集上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

　　最令他自豪的是找回存封将近70年、日本在芷江向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的原始视频。这段视频时长达20多分钟，找回它，找回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

　　1990年，他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发现了有关纪录片《芷江受降——降使今井》的两张海报。直觉告诉他，有海报就一定有投降的原始视频。为此，他跑遍国内电影制品厂、档案馆，就连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军史馆也跑了好几趟，可每次都带着遗憾回来。

　　2005年恰逢抗战胜利60周年，他捕捉到一个信息——美国斯坦福大学即胡佛研究所、国家档案馆等相继解密了二战时期的相关文件资料，甚至连蒋介石的日记都原封原味地保存在胡佛研究所。一个大胆的联想让他觉得：视频资料就在美国。

　　带着寻找原始视频的使命，2006年10月，他来到美国，一头扎进了当地的资料馆、档案馆，仍无功而返。后来，他联系上现旅居美国，祖籍芷江、原湖南师大油画院教授、美国油画原创协会会长钱德湘夫妇，委托他们寻找这份珍贵的资料，也一直无果。

　　吴建宏开始怀疑自己的思路有问题。终于在一张照片里，他找到了答案。原来，抗战时期，美国人将芷江的拼音翻译为“ZhiKang”。利用这个方法，2013年5月，钱德湘夫妇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回了这份原始视频。

　　28年来，他自掏腰包累计购买抗战实物数百余件，全部无偿捐给了纪念馆。同事们劝他在文物征集经费中列支这部分费用，他却笑着说，“这些展品，是我对这份工作最好的留念。”

　　近年来，受降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从海内外征集珍贵文物、资料共3000余件。

　　干净干事，明白做人

　　一项审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1年，芷江受降纪念馆资产增幅达553%，年均增幅110%，总资产达9000多万元。作为该馆“带头人”，吴建宏功不可没。

　　1999年，他刚接手纪念馆馆长一职，就面临纪念馆内外交困的局面——参观者门可罗雀，门票收入寥寥无几；外债欠了10多万元，内部员工工资、保险等无法支付；纪念馆外部围墙被洪水冲垮，陈列馆展览内容需要更新。

　　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勒紧“裤腰带”，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纪念馆成为了当时文物管理系统首家无底薪发放的单位，工作人员全部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虽然大家的工资“缩水”，但肯干事、想干事的热情却一天高过一天，业务能力也得到快速提升。不到一年时间，纪念馆还清了所有外债，财务还略有结余。

　　“既然是‘领头羊’，要想带着员工一起创业，就必须有超前思维，将荣誉化为政策、资金，才能赢得持续发展的动力。”2005年下半年，他了解到国务院已将芷江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纳入第六批国保单位的预审名单。然而，前五批2000多家国保单位，有一半以上因为没做规划，没有列入国家项目的“笼子”，项目资金无法落实到位。

　　他大胆决策：在获得审批之前，就着手项目规划工作。为此，他聘请了一支专业队伍。当其他第六批国保单位还在为挂牌庆祝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受降旧址总体保护规划、遗址维修预算方案，成为第六批1008家单位中第一家上报国家文物局的单位。

　　纪念馆会计刘旭丽告诉记者，自2008年3月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以来，运行资金、项目资金、争取到的资金已累计达5000多万元，各项经费开支吴馆长从没搞过“一言堂”、一人当家，经费的用途都事先列明了开支预算，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且每个月干部职工大会上，当月收支都会逐笔通报。

　　“干净干事，明白做人”，是吴建宏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信条。特别是担任馆长以后，对待个人利益他更是坚持“警钟长鸣”。

　　一次，一位老相识带着礼品来拜访，希望吴建宏安排自己的孩子来纪念馆上班，并承诺事成之后以20万礼金酬谢。他婉言拒绝：“来这里工作代表的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形象，需要层层考核，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你的孩子是我们需要的高素质爱国人才，一旦通过考试，我们热烈欢迎。”

　　吴建宏坦言，一辈子若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比得到多少钱、身居多大官位更重要、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