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波恩4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中国土司遗址意义，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是“反映了13至20世纪初期古代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仅仅这样看待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的意义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全面的。应该说，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的意义决不仅在于“土司”政治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及其普遍价值。
　　
　　不错，“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央政府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土司制度”在客观上确实是维系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是，历代封建王朝并不是把“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政策来实施的，而是为了将中央政府很难派官吏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到统治范围，不得不利用当地统治者对该地区的世袭统治的制度。土司制度既有其作为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也有着严重的政治弊端以及同历史发展不合拍的落后性。如果将土司遗址仅仅作为这种政治制度本身来评价它的历史遗产价值，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事实上，这些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不仅是古代政府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同时也是一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俗的历史遗存，它是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历史变迁的见证。而且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评价这些土司遗址，反倒更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土司”所代表的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当做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来看待的。历史上，封建王朝把西南少数民族先民都称为“蛮”或“夷”。比如这次申遗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宋代以前，对这些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都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宋代以后，土家族才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满清雍正年间普遍推行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也只是作为“土”、“客”进行区分。直到民国政府，也只是把少数民族看作所谓“国族”的大小宗支，许多少数民族因此不被承认。
　　
　　作为土司遗址所反映的土家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世居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区。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虽然早已形成，但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正式被确认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落实，一些过去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了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群众，这时纷纷要求中央政府承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共同体进行科学识别，准确地界定汉族和少数民族，以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6年10月，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并且在1957年成立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又成立了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后还成立了酉阳、秀山、石柱、长阳、五峰、印江、沿河等民族自治县。只有在这样的民族政策之下，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才得以恢复和应有的肯定，土司遗址也只有作为其民族历史的一个侧面，才具有世界遗产继承的最大价值。
　　
　　因此，我认为中国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最大意义，应该是对中国这一地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肯定和尊重，也是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普遍价值的肯定。
　　
　　文/曹宗国

(辣味时评，一扫就行！欢迎各位亲爱的作者关注红辣椒评论官方微信！同时官方微信平台将不断推荐展示优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