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胡建文曾在广州坐出租车，司机告诉他，自己和妻子月收入过万，但过段时间得回家，再不来了。胡建文问他为什么？司机说，小孩要读书。在广州，因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有诸多限制，许多人不得不与子女长期分离，或者离开广州回到家乡就业。（3月12日红网）
　　
　　应该说，胡建文代表所指的“外来务工人员与子女长期分离”，确实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广大进城务工人员家庭来说，苦于无解却又不得不为生计所迫，这是令人万般头痛的。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难以解决，本质上是一个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说得更明确些，这有涉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正当权利。对于那些长期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难以在城市上学，造成的后果将是“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被破坏。若不改变，这还会持续下去，影响几代人。而所有的“影响”，最终都会“还给”这个社会，只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而已。
　　
　　事实上，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能就近上学类似的教育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有些人出生在农村，有些人出生在贫困家庭，他们原本就没有平等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起点落后了一截。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更有甚者，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这些不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又会因家庭的四分五裂，而再一次失去日常的关爱。这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又多添一个不公平因素。
　　
　　我始终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与投入，必须无条件地兼顾任何一个群体与地区，政府部门必须无差别地为所有人接受基本教育，而创造平等的条件与环境，甚至是要更倾向于解决诸如外来务工群体的子女教育质量问题。换言之，政府部门有职责来矫正或修补此类“与生俱来的不公”。
　　
　　胡建文代表提出“政府要加大对城市中小学建设的投入力度”的建议，这对破解难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实践思路，这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投入不足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管如何投入，社会对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的需要也是呈上升趋势的，若分配资源的机制不能体现公平公正性，那么问题无疑会继续存在。在这一意义上，若从根源解决这些问题，还得在认清问题背后根源的前提下，如何矫正产生问题的不当机制，这比什么都重要。
　　
　　换言之，政府部门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更要从整体上设计，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更公平，并且少受群体身份、出生地区等这些因素“制约”的教育机制。至少要意识到，教育资源的多少，与教育分配是否更公正公平完全是两回事。即便教育资源如何有限，我们也不能在社会运行机制上“自我设限”，人为地拉开教育不公的差距。这才是破解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的关键。
　　
　　文/一指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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