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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河入湘江口,长沙市正在推进浏阳河治理,确保湘江支流水源清洁。新华社发 刘科 摄)
(▲湖南省永州市一个被封住的矿洞。据环保部门介绍,为防止私自开洞,该洞门厚达三米(4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史卫燕摄)
(▲2014年4月15日,湖南省渔政人员在湘江常宁段大鱼湾“四大家鱼”产卵场放流原种亲本,这是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项目指挥部实施渔业生态修复的系列措施之一。新华社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邹云、丁文杰、史卫燕“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千里湘江，养育着沿岸4000多万人口，承载着千年湖湘文化,贡献着湖南四分之三的GDP。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湘江流域布局的不少重化工业，让湖南“母亲河”一度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湘江之殇，刺穿千年历史，刺痛无数人的神经。
为还“母亲河”一江碧水,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一棒接一棒锲而不舍地开展湘江治污。随着“碧水湘江千里行动”列为湖南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锲而不舍,负重前行……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渐回归本色。
湘江之殇,面对历史抉择该怎么办
历史的镜头推移到100多年前。湘中一处名为“锡矿山”的地方,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第一家锑厂——积善炼锑厂开业。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累计产锑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占世界四分之一,“世界锑都”的美誉由此鹊起。
然而,光环背后却是污染隐患。孰料,100多年后,锡矿山却以另外一个“标签”广为人知——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主战场。
“2009年前后,在锡矿山一个山头上,就分布有96家小冶炼厂,远远看去千疮百孔。”参与整治的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想起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原湖南铁合金厂,位于湘江流域湘乡市,是当年为配套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而建设,曾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然而该厂从1966年开始堆放铬渣,重金属渗入地下,污染了工厂周边的地下水。随着污染不断加重,湘乡城区供水水源被迫改变,老百姓怨声四起。
1966年,湘江首度监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至20世纪90年代,湘江总体水质呈恶化趋势,重金属污染尤为突出。
随后,一系列“血铅”超标事件和颇受关注的“镉米”风波,都使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为了防止重金属污染事件再度发生,我们24小时有人值守,连过年都不敢休息。”株洲市环保局负责人回想起多年前的污染事件时,仍心有余悸。
2006年1月4日,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霞湾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中,含重金属淤泥被翻动后防护措施又没有做到位,致使大量含镉废水直排湘江,下游湘潭、长沙自来水水源受到污染,酿成了全国关注的污染事件。
同年9月,湘江下游岳阳县饮用水源因化工企业污水排放受到砷化合物污染,县城8万多居民饮水困难,当地政府被迫用汽车运送饮用水,危机才得以化解。
面对触目惊心的污染,面对老百姓的死亡威胁,怎么办?
湖南省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湘江污染必须重拳出击,铁腕整治!
然而,要想彻底整治湘江,何其难也!不同政绩观的碰撞,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从湘江治污的一开始就如影随形。
湘江流域污染涉及几百万人的饮水安全,土壤重金属超标涉及食品安全,将这些“老底子”公之于众,会不会出乱子?别的地方也有污染,湖南这样自揭家丑,会不会自讨苦吃?湖南是欠发达地区,为了治理环境大量关停企业,影响发展,是不是“穷人办富人事”?
面对种种压力,湖南决策者最终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告诫广大干部:“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关系全省民生和发展稳定,要算好政治、经济、民生账,要在我们手里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湘江之治,湖南决策中责任到底有多重
发展经济是做加法,治理污染是做减法。任何时候,做“加法”皆大欢喜；而做“减法”就会得罪人,会有各种阻力,甚至有反扑。
然而,湖南的决策者们没有犹豫。2013年,湖南省决定实施湘江治理和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并将其列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实际上,2007年以来,湖南加大了湘江治理步伐。2008年,启动了为期3年的“碧水湘江千里行动”,提出打造“东方莱茵河”。
新的机遇始于2011年。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湘江作为唯一的流域综合治理示范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根据方案,湘江重金属治理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计划5年完成。
2013年,湘江治污的历史责任,落在湖南省长杜家毫的肩头。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湘江污染的一点点消息都让我很揪心,甚至有大吨位船舶下水,我都担心会不会吃水太深,搅动底泥中的重金属?”
“‘十二五’快到了收官之年,我们一定要确保在剩下的时间里,扭转湘江污染趋势,不负国家重视支持和全省人民的期望。”杜家毫说。
政府治污、公众治污、法律治污、科技治污……为了治理“母亲河”,湖南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在政府层面,湖南省政府专门成立了“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和“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省长杜家毫担任负责人,协调湘江流域八市的数十个县、省直数十个部门,形成全流域治污一盘棋。根据湘江污染实际,湖南确定了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娄底冷水江、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等五大“主战场”,将治理任务分解至各市县。
“湘江治污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治理任务分解到地方政府,并明确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责任人,这意味着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政府和市长将在考核中被‘一票否决’。”湖南省环保厅厅长刘尧臣的话,一语中的。
湖南还明确每个治污区域由一家省直部门牵头,分类指导,对症下药。比如,湖南省水利厅对口治理三十六湾地区,在与郴州市协商后,从解决矿区源头污染整治的关键性难题入手,推行农村安全饮水和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工作。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了强化政府责任,强力问责机制正在建立。一旦发生重大环境问题,相关责任人将被追责,严重者甚至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层面,为了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监督,湖南主动加强官方与民间环保人士的联动,公开向社会招募200名湘江“绿色卫士”。
2011年9月17日,一张湘江湘潭段重化工区排放红色污水的照片被“湘潭矛戈”拍摄并发到网上,立即引起公众的关注,引起当地环保局的关注,造成污染的颜料化工厂被责令关停。“湘潭矛戈”的真名叫毛建伟,从2008年开始自发暗访监督湘江的污染状况。湘江流域像他这样的志愿者多达数百人。
从法律层面完善湘江保护机制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2013年4月1日,《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成为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科技支撑湘江重金属治理的步伐亦在加快。一系列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废渣处置等技术被攻破、运用。在湘江治理带动下,一批环保企业兴起,湖南环保产业产值超千亿元。
“湘江治理工作前所未有,治理成效前所未有,老百姓关注度前所未有。”湖南省常务副省长陈肇雄不无感慨地说。
湘江之变,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从前年冬天开始,碧波荡漾的湘江又回来了。现在我们老街坊常在沿江风光带唱唱歌、跳跳舞,非常惬意。”一直居住在湘江河畔的长沙市民李建国说。
经环保部核定,至2013年底,湘江干流水质连续两年为优,水质中汞、镉、铅、砷、铬的污染浓度分别比2010年下降了33.3%、22.2%、42.9%、58.3%和28.6%,因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事件逐年减少。
湖南省环保厅的最新信息:今年1-11月,湘江干流18个断面的镉、汞、砷、铅和六价铬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Ⅱ类标准,部分达到Ⅰ类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镉、砷和铅浓度均值明显下降,汞和六价铬均值保持稳定。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渐回归本色。
郴州,中国重点产煤区和“有色金属之乡”,获得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株洲,从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变成“国家卫生城市”,从黑乎乎、灰蒙蒙的城市,变成了绿油油、水灵灵的城市。
长沙,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多次上榜“中国最宜居城市”。
岳阳,饮水干净、生态优良,被誉为一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
变化在水里,行动在岸上。
根据“一号重点工程”计划,湘江干流两岸500米范围内属禁养区域,现有规模养殖场限期退出,目前退出工作已完成60%。
2010年以来,湘江流域淘汰关闭878家涉重金属企业。通过开展湘江两岸工业污染场地、遗留废渣、企业环保设施改造、城镇污水截流等重点问题治理,2013年以来共实施重点治理项目1422个。
在竹埠港、清水塘等历史遗留问题多、环境安全隐患大的老工业基地,启动了工业企业整体搬迁。
6月30日,在株洲清水塘地区的旗滨集团生产车间,工人们依依不舍地把两条生产线的玻璃冷却水放掉,两天后,最后一条生产线也停产。清水塘绿色搬迁由此启动。
9月29日,湘潭竹埠港工业区,最后两家化工企业主动关停,竹埠港工业区走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里程。
繁华落尽,洗尽铅华,中国经济正在适应“新常态”。湘江之变,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思想,理念；责任感,政绩观!
“老百姓并不太关心GDP,而是关注水土气!”用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两型”工委书记张文雄的理解来说,“如果连湘江污染都治理不好,老百姓喝不上洁净的水、呼吸不上清新的空气、吃不上放心的食品,还谈什么‘两型’社会建设,还谈什么生态文明改革?”
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两型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以来,湘江治污即为这项试验最厚重的一叠考卷。
今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湖南以“两型”试验为契机,在全国率先破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湘江治污,虽难毕其功于一役,却已彰显出当代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勇气、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