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祭祀先人的日子。南京市社会各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集会，以及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平论坛，祭祀抗战先烈和遇难同胞，缅怀为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奉献出生命的抗战先辈，其价值和意义何在？透过活动本身，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思考和启迪呢？

　　一、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集会的意义及其反思。

　　南京公开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集会源于1994年12月13日。在此之前，也有小型的或分散的或自发的悼念行为，如1949年首都电厂（下关电厂）对该厂被侵华日军屠杀的45名遇难工友立碑悼念；［1］ 1985年后，南京下关、玄武、鼓楼、秦淮、栖霞、雨花台等区，在中山码头、北极阁、五台山、正觉寺、燕子矶、普德寺等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落成时的祭奠，以及对遇难的亲属悼念等，但大规模的公开的悼念活动，尤其是全城性拉响防空警报、火车和轮船鸣笛致哀，以此铭记惨痛历史，祭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是从1994年起，连年举行，具有连续性、规模性，且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效应。沈阳从1999年9月18日起，抚顺市从2001年起，上海宝山地区从2003年8月13日起，也都纷纷仿效南京举办公开的集会，拉响警报悼念抗战先烈和遇难同胞。尤其要指出的是，从2002年12月13日起，南京改变过去单一的悼念遇难同胞的集会，溶入了“国际和平集会”的内容，邀请国际和平友好人士与会，放飞和平鸽，撞响和平大钟，发表中国第一份城市和平宣言，高唱和平之歌，等等。提升了悼念同胞的意义，使南京集会成为呼吁和平的一个创举，成为不仅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是对外和平交流的一个舞台，在海内外产生越来越深刻的良性影响。

　　与此同时，作为这些活动的组织和承办者，我们也陷入思考，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到位了吗？悼念的形式、内涵是否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还有诸多不足。譬如，从悼念的形式上看仅仅是江苏和南京的地方行为，还不是一个国家公祭的行为，这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个特大惨案的历史定位不相符，与波兰的奥斯维辛、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美国的珍珠港等世界上二战惨案发生地的悼念行为不在一个水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庆幸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赵龙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已提出南京“国家公祭”的提案，［2］说明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定性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界定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是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地域概念的，即时间上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底，地域范围是在南京的行政区划内，这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界定。［3］毫无疑问，尊重和维护这一法的定性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界定，1937年12月13日之前在南京城内外，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而捐躯的爱国将士，既不属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又没有其它形式的认定，被历史遗忘了。他们理应得到今人和后人的承认和缅怀。

　　二、首次公开祭祀1937年为保卫南京城捐躯的抗战先烈缘由及其思考。

　　刚才，民盟南京市委、本馆及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做了一件不仅抗战胜利60年来，而且是烈士捐躯68年来，首次在南京公开集会悼念的祭祀活动，我相信，此事本身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十分有意义，虽然前无古人，但一定会被后者效仿和承继。

　　那么，当年在保卫首都南京时，究竟有多少中国守军将士为国捐躯呢？根据档案记载和史学专家多年的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即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守军共有十五万多人，其中约有一万多人在南京战死，有大约五万人从南京撤退，还有九万多人成了日军的俘虏，［4］并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到杀戮，只有极少数幸存，现仍健在的李高山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何评价南京保卫战？几十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我以为，有一点是值得大家共同肯定的，那就是一批爱国将士曾经英勇抗敌，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他们的牺牲是悲壮的、勇敢的，他们的爱国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和继承的。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肖山令烈士是湖南益阳人，1892年7月生。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前，任南京宪兵司令，警备局长，代市长。当时，他指挥驻守南京的宪兵共6400余人，与日军先后在光华门、中山门、逸仙桥、竺桥、古林寺、五台山、上新河、龙蟠里、五台山、挹江门等处激战，12月12日在下关江边与日军辗转冲杀，弹尽阵亡，死时半截身子泡在长江水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手枪。肖山令死后，国民政府追认他为陆军中将。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5］

　　易安华烈士是江西宜春人，生于1900年4月2日。1937年时任二五九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易安华奉命保卫上海，当时他率部驻扎在常熟，接命令后，他立即将妻子、三个儿女送回宜春，临别时对妻子说：“汝准备领吾抚恤金，赡养家小”，并赠言“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国将不保，何以家为？吾妻存之”。在淞沪保卫战中，易安华部连战告捷，后奉命撤退南京，率部担任光华门、通济门外一带的守卫。12月10日，日军在航空兵的掩护下猛攻光华门，易部在没有炮火的支援下顽强抵抗，连连打退日军疯狂进攻。当天午后，日军炮火猛轰光华门，城墙被炸开两处缺口，一下涌进250多名日军到南京城内。为堵住缺口，易安华率部与日军进行一昼夜血战，全歼突入城内的日军，堵住了缺口，易安华头部负伤，包上了绷带。12日，日军从雨花台、通济门方向包抄光华门，易部三面受敌，易本人身中五弹，头部、右臂、后腰多处受伤，有人劝他离开阵地，他坚决地回答：“我是堂堂的中国军人，决不偷生而负国负民，我誓与将士们同生死，与阵地共存亡”，最后牺牲在秦淮河畔，遗体无法寻找，死时年仅37岁。1938年春，江西宜春为易安华举行万人追悼会，用二亩地为他修了一座衣冠冢，以供后人瞻仰。蒋介石、张治中等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曾为他送来了挽联。198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6］

　　朱赤是江西修水县人，1900年2月12日生。1937年时任二六二旅少将旅长。和易安华一样，朱赤将军曾率部在淞沪战场上屡建奇功，后奉命退守南京，守卫雨花台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大炮猛轰雨花台阵地，潮水般地进攻雨花台，朱赤率部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12日，部队连续作战，损失严重，只剩下一个特务连的兵力，朱赤意识到突围已不可能，只有决一死战，他命令士兵把几十箱的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用绳子把导火索串连起来，摆在阵地前，等到日军进攻到前沿阵地时，几百枚手榴弹全部爆炸，日军血肉横飞。12日中午，日军再次进攻雨花台，朱赤部弹尽力竭，他和全体官兵壮烈殉国，年仅37岁，雨花台阵地遂告沦陷。198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朱赤为“革命烈士”。［7］

　　在南京保卫战中为国牺牲的共有7名将军，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肖山令、易安华、朱赤、高致嵩（二六四旅中将旅长）、姚中英（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李兰池（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司徒非（一六零师少将参谋长），此外，还有南京外围广德战场上牺牲的一四五师上将师长饶国华。［8］

　　每次读到史料上记载的这些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的事迹时，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激动，同时也生出一些感慨和自责。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直接导致了首都南京的沦陷和南京大屠杀悲剧的发生，但我们把历史责任简单地加在烈士的身上是不公平的，这些烈士的英勇行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正像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所写那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为国捐躯的人，都是人民的英雄。历史应该永远铭记他们。

　　三、抗战先烈群体定位价值的考量及其意义。

　　三年前，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召开的“全国八路军、新四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一篇类似的论文，题目为“论抗日先烈群体定位问题的思考”，曾引起到会专家学者的共鸣和好评。时隔三年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仍值得有识之士进一步研究和呼吁。

　　简言之，我认为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那么，抗战先烈的认定也应该不分党派，不带框框。因为历史是讲阶段论的，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实现了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最广泛的全民族抗战群体，那么，只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国捐躯的军人，都应该被评为抗战先烈，受到今人和后人应有的尊重。

　　在抗战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军民牺牲，有多少军人致死呢？1995年5月9日，江泽民在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战争的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多亿美元”。［9］ “3500万人”是伤亡总数，死亡是多少呢？根据学界多年的研究，主张“2000万人”的数字根据比较充分，当然这个数字包括军民的死亡。［10］

　　在抗战期间，又有多少中国军人死亡呢？综合台湾、香港、大陆各方面的学者研究，军人死亡有380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死亡人数为60万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死亡321.1万人［11］，将军的死亡达101人，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抗战先烈群体定位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我以为：

　　1、是争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地位的需要。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共消灭日伪军达304.4万余人，收缴147万支枪枝，炮1.38万门，飞机1086架，军舰吨位5.4万吨［12］。但是，迄今为止，二战的胜利被说成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胜利，这是不公平的，个中原因，除了战后的冷战因素外，与我们国内长期以来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抵抗也有一定关系。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中国人的八年抗战拖住数百万日本军队，二战的胜利绝不会是1945年。我们的革命烈士，不仅在南京雨花台有［13］，而且在南京菊花台［14］、蒋王庙［15］、紫金山、光华门、太平门等处也有。

　　2、是争取国民党老兵的人心，反对台独、实行祖国统一的需要。2004年11月，我去美国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征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期间，一些在美国定居的台湾原国民党老兵这样说，现在台独势力不认同我们，大陆又不承认我们在抗战中的贡献，我们成了没有祖国的孤立的人，他们感到很沮丧。对于凡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应承认他们在抗战时期的贡献，对他们牺牲在抗战时的战友追认为烈士，有利于团结和争取他们的爱国心，对于反对台独分裂祖国的企图，有着现实的意义。

　　3、是抚慰抗战先烈亲属的需要。最近，本馆接到广东省新光县退休教师黎自达的来函，原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一六0师副官处中尉、其父黎英忠，1937年12月在南京汤山保卫战中牺牲，要求为其蒙受“反动家属”冤屈平反，并尽快追认其为抗日烈属。此前，本馆也多次接到类似的请求函。长期以来，在“左”的路线干扰下，许多抗战先烈被定性为“反革命”，其亲属被定性为“反动家属”，受到批斗等不公平的待遇，这是愧对历史、愧对烈士的。实事求是地肯定国民党抗日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澄清和纠正在历史上过错的认识，是慰籍烈士亲属的需要。

　　4、是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和否定历史的需要。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否定历史和篡改历史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模糊概念，然后再进行恶毒地攻击。如南京大屠杀数字问题、人口问题、南京城面积问题，等等。在中国军人的牺牲问题上，他们也煞费苦心，认为是"两军交战中的死亡，是正常的"，胡说我们的遇难者人数中，"包括战死的中国军人"等等。因此，我们理直气壮地把牺牲在南京的中国军人追认为“抗战烈士”，把被俘后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军人认定为遇难同胞，的确是反击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所急需的。在这里，我想到，南京已建成17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还应该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为国捐躯的1万多名抗战先烈建立一座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

　　5、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通过追认抗战先烈的活动，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烈士的精神教育和启迪他们爱国和报效国家，既增加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题材，又使教育形式生动和形象。 (朱成山)

　　2005年4月5日

　　注释：

　　［1］、详见《下关电厂厂志》；

　　［2］、2005年3月11日，《金陵晚报》第A4版；

　　［3］、参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794－79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参见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史》第241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

　　［5］、［6］、［7］、［8］：摘自《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第83－89、95－99、35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9］、参见《人民日报》1995年5月10日第一版；

　　［10］、［11］、［12］：参见《2000万中国人之死》第302、295页；

　　［13］、指在国内战争期间，遭国民党屠杀的中国共产党烈士；

　　［14］、指安葬在菊花台的九位抗日外交官烈士；

　　［15］、指在抗战期间捐躯的中、美、苏、韩等国航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