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今日落下帷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把“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作为重要考虑。“三个全面”，掷地有声，向世人宣告：改革与法治要同频共振。

　　改革进入“深水期”，水越来越深，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也越来越多，利益盘根错节。“硬骨头”要啃，“险滩”要涉，石头却摸不到了，靠什么突破固化的藩篱、凝聚改革的共识、推进改革的大业？答案就是，依法治国。全会提出，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这艘大船，需要法治的强力护航。正如法学界名言所说：“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改革，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打破旧有的窠臼，必然会出现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而法治，乃是解决矛盾成本最低的一种手段。

　　同时，随着改革的推进，也必然会与部分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旧法管不了，新法还未出台，没有了“硬杠杠”，改革在各级官员手中就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部门有利的就改，和部门利益相冲突的就缓改，甚至不改。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可没有刚性的约束，再美的蓝图都会成为“纸上风光”，再好的改革初衷都会成为“镜中水月”。要避免改革成为可以随意拉扯的“橡皮筋”，就必须以“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的法律刚性，束缚住改革的随意性和自由性。因而，四中全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不妨举个例子。国家一直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改革财税体系，推进政府实现全口径预算和预算公开。但除了财政拨款，还有哪些该纳入预算管理？预算又该公开到哪些程度？原有的《预算法》对此并无规定。“三公经费”和“小金库”，也就成了法外的“灰色地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法》进行修订后，新的《预算法》明确提出了“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并要求预算公开。如此，全口径预算和预算公开的改革，也就成为政府的法定责任，堵住公共资金的“跑冒滴漏”和取消政府的“账外账”也就有了法律依据。“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法治中国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改革。在依法治国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立法上，有些部门因为利益相互“打架”，有些重要的法律条文迟迟难以出台；执法上，以权压法、九龙治水的现象依然存在；司法上，地方化和行政化仍是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等。破解这个法治的“多元方程式”，不仅需要改革的勇气，更需要改革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而言，四中全会的《决定》做出了全面、系统、完备、深入的部署，实现了依法治国的历史跨越。（伍希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