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从事外贸生意的黑龙江省商人，近日指责当地警方在他向相关部门递交材料后将他拘留，他认为自己遭到了报复。这名商人自称在当地的一次招商中被骗，损失巨额财产，他因此实名举报了此事，认为其中可能存在“保护伞”。黑龙江省庆安县警方表示，王喜春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是因为他向县市领导发威胁、恐吓短信，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9月25日《南方都市报》）
　　
　　黑龙江商人王喜春，因揭黑短信中含有威胁、恐吓性词汇被拘，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从法律层面讲，王喜春用“黑揭”短信揭黑，被拘留一点都不冤！
　　
　　按理说，在垃圾短信、诈骗信息满天飞的移动互联时代，打击带有侮辱性言论的短信，一方面，有助于清除“信息污垢”，净化网络；另一方面，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上，更有标本意义的进步，群众应该满心欢喜才是。可实际上，公众对此却不点赞，反而吐槽不断。“有困难找政府，有问题找领导，何以找来烦恼”、“发个短信就干扰生活了，这样的人民公仆太脆弱”，类似的吐槽不绝于耳。
　　
　　为何群众不买账？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近年来“知名”的短信诽谤案。2006年12月，安徽蚌埠五河县一中的两名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的校长任命，编发短信给县里有关部门领导，被拘留了10天、罚款500元；2008年10月，四川巴中市通江县一名乡干部群发短信侮辱领导被拘。想想看，近些年，因侮辱性短信被拘者不少，可“受害者”却大多数是官员、商人等强势群体，何以让人信服口服？
　　
　　诚然，弱势者用敏感性、侮辱性词汇，渲染情绪表达诉求，固然不对。但强势的一方，把保护公民权益，当成防止“别瞎搞”的工具，也是以法压人的明证。如此一来，只能产生情绪对立、漫无边际的口水仗。如今，部分政府官员总是抱怨，“部分群众没有法治精神，靠上访解决问题”。如何让群众进入法治轨道？也许，政府官员应从少一些以法压人，多一点以理服人做起。对“黑揭”短信，少一点“法治执拗”又何尝不可？
　　
　　文/薛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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