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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工作调动不成，黄某妻子不会去纪委举报，也不会有如今事件的曝光。有关部门的“严格履职”，让教师工作调动没有被“陪酒死”私了的善后方式所绑架。但除了这一点合乎某种“常理”之外，公众嗅不到其他任何合规的味道。
官员接受利益攸关者宴请，早已被置于口诛笔伐之中，情理不容，无须过多赘述，倒是后面的故事，值得真正细品一番。
对常人来讲，酒桌上出现意外，该谁来担责？应少不了受害者本人，嘴长在自己身上，酒杯拿在自己手中，自己没有一点责任的话，恐怕谁也说不过去。其次则是主人家，设立酒局就应该知道酒精对人体的危害，客人饮酒发生意外，主人家注定难以避嫌。另外还有劝酒者，同样如此。
在参加私人宴请的沙坪镇领导们心中，吃喝恐怕也是“私事”，把自己当常人，因为谁敢说上酒桌是为人民服务？为此，对照上述责任分析，个中缘由逐渐清晰起来。生前身体有问题的黄某肯定有责。据同事讲述，黄某体重两百余斤，去年还请过2次假看病，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还要参与酒局，自己不把自己生命当回事，他人又奈何？一桌上的“主人家”与其他镇领导也不用多说。
责任划分如此明确，可为何结局还是公款当了冤大头？对家属来讲，只是为了谋取补偿利益最大化，而恰巧有关部门给予了空间。现实中部分人有种“恋上”政府的心态，凡是自己“吃了亏”，又和公务员有关，不管责任在谁，都要去找政府。个别官员“心虚”，害怕事态闹大，影响到政治生命，于是一次次地违背原则“私了”息事，让人尝到“甜头”。这样的结局又影响到更多的人，如此方式也就屡试不爽，形成恶性循环，实乃不幸。
用“私了”来善后“饮酒死”，其本质是对法治的亵渎。发生意外，走司法途径天经地义，更何况主角本是知法执法的有关部门，可这些准则都被死者家属的“置法不顾”轻易打破。人民公仆如果都是这种态度，又怎能引导群众当好守法公民？
如今，公款赔偿已成了不少官员“饮酒死”事件中或多或少的共性符号，这不仅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更体现出有关部门处置突发事件时的人治特征，而后者才是更多群众期盼解决的根本问题。要知道，法治建设的努力，怎能在小小的“饮酒死”善后工作面前亏功一篑？
文/冬月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