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七七”事变暨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前夕,新华社记者走访了北京市以著名抗战殉国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命名的三条道路,采访了三位将领的后代、三条路上的人与事,试图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缅怀先烈,感悟未来。抗战硝烟早已散尽,历史的思考却不能停止。谨以这组报道向千千万万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世界和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致敬!
新华网北京7月6日电 佟麟阁路是北京城里少有的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之一,有位老人经常从那里经过。一次,当他停下来看佟将军的介绍展板时,有人问他是否了解将军生平。
“是的,非常了解。”老人说。“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老人名叫佟兵,是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小儿子。他家距离这条全长1500米的路不到三公里。佟麟阁路总能唤起他难忘的记忆。
“他在我们心中是一位慈父,也是个英雄。”89岁的佟兵说。
深情——慈父、孝子、好丈夫
佟麟阁将军有七个子女,故居在东四十条。“院子很大,有百八十间房子,还有个大花园,从十条到十一条,里头种了好多水果(树),还开了一块地,我父亲领着我们在那里种菜。”
在佟兵童年的回忆中,父亲是充满温情的。因为他属牛,父亲总是宠爱地叫他“小牛子”。
“那时候有汽车的人很少,所以他每礼拜六回家的时候,汽车喇叭一响,我们就知道爸爸回来了。”佟兵笑着说,“我们就高兴地跑到门口,给他拿了帽子,提了皮包,他把我们抱起来,挨个亲亲。”
但在教育子女方面,佟麟阁确实非常严格。虽然年近九旬,佟兵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对他们的教导。
“有这么几条。”他说,“以诚恳的态度对人,以负责的态度任事;见权贵现谄容者最可耻,遇贫困持骄态者贱莫甚;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佟家孩子吃饭,碗里不能剩一粒饭。
除此以外,佟麟阁对父母也非常孝顺。“每次回家首先到我爷爷奶奶那里,临走的时候也必然去跟他们告别,(父母)有病亲自在旁边伺候着。”
佟兵记得父母的感情很好。“在我记忆里头,没见我父亲跟母亲红过脸吵过架。”他说。佟麟阁夫妇结婚20周年纪念日,佟将军为夫人打了一副金镯子,上面刻着“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1933年,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被迫撤销,佟麟阁深感报国无门,便到了香山脚下过起了隐居生活。
“我父母住在香山,我们兄弟姐妹当时在上学,随着爷爷奶奶住城里。”佟兵说。作为佟将军最疼爱的孩子,他放假的时候就会去父亲那里住。
虽然那里用水不便,要用驴去驮,那段日子却是佟兵非常快乐的时光。
一次,佟兵正在香山的家踢毽子,赵登禹一行来访,还对他说“小牛子咱们一块儿踢”,佟兵回忆至此,仍是一脸幸福:“他们踢得很好,什么‘海底捞月’、‘倒踢紫金冠’都会。”
但佟兵当时并不知道,赵登禹此行是为了请佟麟阁出山抗日的。这一复出,佟将军再也没有活着回到宁静的香山。
[NextPage]陨落——在坚守之后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在事变中,佟麟阁、赵登禹先后为国捐躯,北平天津相继陷落。
这段历史在很多书中就是这样寥寥数语,只有近距离触摸到它的人才知道当时是何等悲壮与惨烈。
从卢沟桥到光彩路附近的时村约22公里,当年佟麟阁和他的部队抵抗了20天。因叛徒出卖,他们遭遇伏击,四名随从护卫牺牲了三人。佟将军也未能幸免。
“高弘锡(佟将军卫士)背着他的遗体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放在时村一个农民白薯地的窝棚里,拿着我父亲的怀表和相机回了北京。”佟兵说。
数日后家人看到遗体时,佟将军已面目难辨。子女们用酒精为其擦洗伤口后,将遗体放进佟将军给自己父亲准备的棺材里。柏林寺一位方丈冒着生命危险把遗体藏在寺中,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为佟麟阁举行国葬。
“那年7月28日,我父亲的遗体从柏林寺送到香山故居旁边安葬,经过东四、东单,万人空巷。”佟兵回忆道。
变迁——将军留下的印记
物换星移几度秋。
那个建于元代的柏林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现归文化部管辖,不再对外开放。
日军入侵北平后,占领了佟麟阁在东四十条的故居做司令部。抗战结束后,这处宅子一度被退还给了佟家,但彼时佟家已经没落,就把宅子卖了。文革时期,房子被充公,现在成了他人的私产。
香山的故居,佟家人没有能力修复便任其破败了。与佟家关系不错的訾贵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做生意有些积蓄,他的父亲也是抗战老兵,因此家里一商量,就在那里修建了佟麟阁将军纪念馆。
“故居当时只剩三间整房,不远处的墓地也是残垣断壁。生产队占了很大一块地,养了一百多头猪,味道非常难闻。”訾贵江对最初看到的场景记忆犹新。
他拿出80万元修建纪念馆,并整修了佟将军和夫人的墓。现在,那座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每年接待四、五万名参观者。距其不足两百米的墓地,每年清明都有不少人前来凭吊。
佟将军殉国的地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只有时村的老人还记得当年他曾到过那里。
2005年,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佟麟阁殉国处。据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刘苏回忆,当年找回佟麟阁遗体时,由于土路太窄救护车开不进去,一名叫于德海的村民用排子车把遗体运送到南顶路。档案馆去调查时,于德海已去世,另一名亲眼见证那段历史、名叫乔德林的村民尚健在。
“乔德林那年13岁。”刘苏说,“当时乔家的房顶上就架着日本兵的机关枪。战斗结束后,他家人去菜地里面看损失,发现了佟将军的遗体。”
后来,乔家的庄稼地成了水泥厂,乔德林的儿子曾在厂里工作。只是那条狭窄的土路一直没有变,就在南三环外光彩路上的石榴园地铁站东出口南面,旁边一个大工地正黄土飞扬。据说那里正在修一条新的公路。
殉国处附近,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佟麟阁的事迹。刘苏等人正打算在那里立一个标志牌。“历史如果离开了地理的记忆,就很容易被忘记。”他说。
[NextPage]铭记——以路之名
然而,不管时间怎样流逝,佟麟阁的名字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已经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在了北京这个城市的地理记忆中。
佟麟阁是抗战时期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为缅怀他和其他两位牺牲的将军——赵登禹和张自忠,便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了三条街道。
位于西城区的佟麟阁路在天安门以西不到四公里。刘苏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为何当初以那条路命名,不过他的推断是当时那条路正好没有名字。
“北京有很多古老的地名,人们对那些地名非常尊重,不会随便改。”他说。
而佟麟阁路最早的时候并没有路,而是一条排水沟,上面架了好几座小桥。民国时期,为了解决道路问题,改善卫生环境,政府就把那条沟盖上了,那里也就成了“南沟沿”。
路虽不长,两侧却有三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建筑。路东62号院内,有民国参议院和民国众议院旧址。路西85号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是北京地区建立的第一所教堂。
市中心的位置和密集的人口,使这条路成为很繁忙的街道。路边有两所小学,还有十多家各种风味的饭馆。清晨和黄昏,接送孩子的汽车、坐在路边点菜的顾客、骑车上下班的路人,都让这条林荫路变得拥挤不堪。
对59岁的清洁工老杨来讲,这条路是难以打扫的死角。
老杨来自河南信阳,他的父亲也曾打过鬼子,13年前去世了。他2002年开始在这里扫街,每天扫三遍。“这条路不好扫,餐馆多。”他说,“但是现在比以前马路牙子修得更平整了。”
对于63岁的老居民老张来讲,这条路是不断变动的名字。
“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他说,“这条路曾叫国会街、南沟沿大街,文革的时候还一度改成四新路。路的变化不大,以前也很乱,但没这么多饭馆。”
对于奈米露日式料理店经理李东来讲,这条路是不容易吸引顾客的商业街。
“这里距离西单太近,交通却不那么方便,所以生意不大好做。”他说,“我们店开了8年,应该是这条路上经营时间最长的餐馆了。”他的顾客大多是在附近上班的人。尽管中日关系近来有些紧张,奈米露生意没受多大影响。
但他们没有对“佟麟阁”这三个字有过多的关注。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停下来看一看路边关于佟麟阁事迹的展示牌——那个牌子最近也不知所终了。
佟兵只记得一次,有人向他询问。“他说自己是旁边学校的老师,想让我去给同学们讲一讲。”但佟兵拒绝了。“每次讲到过去,我都会被带回童年时代,想起当时的幸福生活,我心里痛啊。”
没有触摸过那段历史的人无法理解这种感受。“小学生理解不了。”涭水河小学教导主任韩俊英说。“有时老师讲得声泪俱下,孩子们看着老师的表情却一点儿感觉没有。”
“我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怎样来的,了解这条路为什么这样命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将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韩俊英说。(记者白旭、程露、李宝杰、强力静、孙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