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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一个中转站，是一个枢纽站。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乡镇这一级来传达，来落实，上面的千条线，都得来穿这根针。但是乡镇这一级又不能是狭隘的山头主义者，必须从全局看形，从长远看势。必须胸中有丘壑，笔下有气象。所以有一个看长远、补短板、打基础的问题。要系好社会稳定绳，要编好帮危救困网，更主要的是，要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在市场经济的波涛中学会游泳，走上致富之路。借母溪乡是天然氧吧，蹲伏和流动着生动的原生态山水，“养在深闺人未识”，可以说是旅游的“潜力股”。怎样让它转变成旅游优势，变多年的“无为”为有为，周永强算了一笔账，要借助张家界的旅游牛气，带动借母溪旅游开发。三百万人次带来的物流，必将让借母溪来一场巨大的变革。当然，这是大胆地想，但又不是空想，借母溪与张家界的毗邻，是得天独厚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想法变成现实。因此周永强们还在路上。
对于乡镇党委书记来说，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变成心腹之患，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中国乡镇的基层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很大程度的缩影。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中国基层生活中的问题，它像成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为什么有上访，为什么有群体事件，这既有历史的问题，又有现实经济的问题，有道德伦理的问题，又有我们干部作风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乡镇，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机，各种矛盾和问题，都在这里交织轰鸣。治安冲突，邻里纠纷，计划生育……作家贾平凹写的《带灯》，就真实地写出了我们的乡镇干部面对的这种困境和窘境。纪录片中周永强也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当作躲不开也不应躲的责任、推不掉也不应推的使命。老百姓不理解政策，也不理解自己，面对问题，是躲避，还是面对，周永强用自己的三部曲作了回答：用肩膀扛起问题，用笑脸化解疑惑，先讲感情，后讲道理，再讲法律。老百姓从偏僻的“娶妻难、行路难、上学难”的山上，搬到了山下的集镇，不能再靠山吃山了，怎么办？周永强开出了解决问题的单子，这是防止“脱靶”的“精准式扶贫”。老百姓的蜂蜜怎么推销，周永强引导蜂农走“公司+农户+基地”的路子，并且自告奋勇当起了蜂蜜推销员。从根本上来说，乡镇干部与老百姓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是人民的服务员。正如周永强所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看得见，摸得着。当然，谁都不能奢望，一个问题，是一种困境，又是一种终结。我们只能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共产党最讲耐心，最讲认真。从辩证法来说，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乡镇领导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艺术。当然，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有了这样的意识，就不会干些急功近利、祸害百姓的蠢事。
乡镇干部，正如纪录片中所说的，是一个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群体。他们有的也许一辈子都在乡镇工作，城市的繁华喧嚣与他们无缘，一帘幽梦的小资情调也与他们无关。当然他们也有甜与苦，愿与盼。作为乡镇党委书记，要带好这支队伍，关心这支队伍的工作和生活。纪录片中描述了周永强黄昏与乡镇的年轻干部一起打篮球，那龙腾虎跃的情景，着实令人十分感佩。
乡镇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指导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乡村干部座谈时指出，乡村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乡村干部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湖南有2300多个乡镇，有数以万计的乡镇干部。他们在乡村治理中，不是一个摆设，不是聋子的耳朵。他们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落实者，他们是社会末梢神经的守望者，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骨干。从他们个人的经历和作为来看，他们的绝大多数，在具体的基层工作中成就自己，磨砺自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一样，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弱点，不断地完善自己。“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是他们真实的写照。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充满尊敬之情，没有理由不对他们写下赞美诗篇。我们相信，这支“会说话的钢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会更加坚固，他们会是战无不胜的，他们会有一种无远弗届、无坚不摧的力量，我们庆幸我们的乡镇持续发展的底气会更深厚一些。
文/龚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