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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往往被高估 赖明勇等代表呼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来源:红网 作者:廖洁 冯钧 编辑:杨洁 2014-03-08 16: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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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大学副校长赖明勇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大学副校长赖明勇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

红网专题:激活2014

  红网北京3月8日讯(记者 廖洁 摄影 冯钧)3月7日,赖明勇等在湘全国人大代表表示,将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建议认为,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负担,但同时更应认为其是国家的财富,而减少人口虽然会改善我国人均资源占有,但并不是解决资源不足的有效手段。
  
  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政策
  
  建议认为,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长期后果更可能是人均GDP下降,因为人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GDP,而且规模效应和结构因素使得人口衰减对分子的作用更强劲,更持久。
  
  “实际上,世界人均资源只是被少数国家拉高,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赖明勇说,在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几乎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占有量处于世界中间位置。并且人均资源高于我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我国的国家更发达。
  
  赖明勇表示,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资源的平均占有率,消耗更多的资源。而现实的情况是,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政策。
  
  比如,我国2013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而1980年后的生育限制也仅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过15%,这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远不及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15%显得更为微弱。并且,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服务业的发展相比资源消耗而言更具活力,未来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高端人力资本以及高效的制度,而不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赖明勇说。
  
  人口非均衡结构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失衡
  
  建议称,动态来看,限制生育而导致的人口的非均衡结构,在一定程度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失衡,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驱动力的长期变化。可以预计,未来的资本积累速度变慢,劳动力下降,产出下降,继而经济结构被迫向消费,第三产业、白发经济的转型,长期则进入加速衰退时期。因此,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仅不能给我国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我国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
  
  数据显示,我国生育率更替水平为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父母辈和孩子辈人数持平,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而自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一半,而2012还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龙年。不过,即使生育率处于1.5,那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2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2%。
  
  人们根据直觉往往高估生育率
  
  “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高估生育率。”赖明勇举例说,如山西翼城、山东长岛、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都试点过二孩政策,但其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东亚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而华人社会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则比东亚其他地方更低。即便是泰国、越南、缅甸、朝鲜这些社会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国家,其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比如,泰国的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现在都低于我国,没有生育限制措施,但近年生育率也不到1.7。双独二孩已经施行多年,但符合条件生育的父母迄今生育二孩的比例却非常之低。
  
  根据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分析和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也都表明,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提高生育率将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在长期低生育率下,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会因为增加被抚养人数而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因此,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出生人数的反弹,而是在继完全放开的短暂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无法回升到可持续的水平,导致出生人口随适龄女性数量锐减而继续雪崩式地下滑,并最终带来总人口规模的持续衰减。
  
  赖明勇等代表建议,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管理型计划生育”是把育龄夫妇看作是管理的对象,夫妇生孩子要经过审批,而“服务型计划生育”是把育龄夫妇作为服务的对象,为育龄夫妇提供生育健康服务。
  
  同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向“国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13年两会期间,赖明勇代表也曾提交过关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人口二次红利”的建议。
  
  该建议指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抑制,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约1.5,远低于支持人口结构稳定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
  
  该建议认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存在两个较大的争议,一是担心人口规模得不到控制,但多项调查表明,即使放开二胎政策,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能提高0.2,而且综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总和生育率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趋于降低,所以这一点担忧可以排除;二是担心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少两头大”的情况,这一点通过人口迭代模型可以得到印证,即如果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三四十年间我国的人口总抚养率因为儿童的增加反而会上升,但最终至约2060年开始下降,所以如果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应该开始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单独二孩)的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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