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9日,李长春在西藏调研时,来到海拔4700米的当雄县达布村,走进牧民帐篷,查看太阳能电视机收视效果。 (庞兴雷 摄)

　　“业内人士戏说的‘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状况,虽然极端了点,但确是原体制的真实写照。”

　　“如果自宋代开始就实行了院团的事业单位体制,那很可能今天就没有中国的戏曲了。不进入市场,不‘去行政化’,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善良,结果也只能是进博物馆的结局。”

　　“常香玉的香玉剧社就是靠没白天没黑夜地演出,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现在的许多剧团连飞机票都买不起。”

　　“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不是行政任命的,而是在市场的闯荡中由观众来任命的。”

　　“抓改革就是财富,不抓改革就是包袱。”

　　“事实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改则兴,不改则衰。”

　　这些谈话都收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卸任后的首部著作里。

　　2013年12月,经过一年多的编辑、打磨,《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下称《文化强国之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记录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历程的著作,选编了李长春自2002年12月至2013年5月十年多来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批示91篇,照片69幅,所选讲话和谈话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书要出版了,出版社得来‘面试’一下作者。”书籍编纂过程中,李长春曾在办公室会见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和代总编辑辛广伟,甫一见面,李长春就跟黄书元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李长春言谈间的幽默随和、娓娓道来让黄书元印象深刻,这种风格在书中也多有体现。

　　过去的10年,正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取得重大进展的10年。在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再次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黄书元认为,本书在这个节点出版,极具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日前,黄书元向记者介绍了《文化强国之路》一书的出版始末。

　　通篇体现改革

　　记者: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黄书元: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亮点是谈改革,从开篇到最后,通篇体现改革,改革贯穿始终。它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且科学总结了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宝贵经验,全面反映了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记录,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文献性。

　　长春同志提到过一个“猫论”,说本来猫抓老鼠天经地义,可我们总是喂猫吃鱼,本意是鼓励它抓老鼠,可后来猫就觉得喂鱼才是天经地义,就不抓老鼠了。这说的是有些剧团本来应该开拓市场,现在都被人为地养了起来,结果被市场“炒鱿鱼”,边缘化了。读起来很有意思。

　　记者:哪些内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黄书元:很多内容印象深刻,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有两次转述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谈话:“2004年在研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时,胡锦涛总书记曾对我说,这种(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解决,不能再传给下一代了,不外乎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这种话是我们过去没有听过的,分量很重,反映了党中央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也提供了路径。

　　在探讨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时,书中举了很多特别鲜活、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也让人印象很深。比如“你不能占领市场,只能占领领导,就不是真正的社会效益,因此也就不是优秀作品。过去一些地方有这个倾向,千方百计到北京演出,然后通过各种关系,找领导来看看。领导来看,当然要说几句鼓励的话,有的都出笑话了,说是领导看完了没表态,回去没法传达呀,千方百计套出个好话来:‘你看怎么样?’最后领导烦了,说‘好、好、好……’于是回去传达就说,‘震动了领导,连说三个好啊’。”

　　这些例子既生动也非常切合实际情况,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要搞文化体制改革。

　　“长春本人审看了4次,对每篇文章逐字审定”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本书编辑出版的缘起?

　　黄书元:2012年9月26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很多同志向长春同志建议,把他十多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搜集整理,十八大后出一本书。书稿内容的整理选编主要由文稿编辑组负责,之后,我们接过来,前后单样书就印了9次,长春本人审看了4次,对每篇文章逐字审定,书稿基本定型以后,还3次向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征求过意见,最后由中办审批通过。期间,我社参与的编辑人员就有20多人,专业校对也有20多人,从我们拿到书稿到出版,前后工作了8个多月。

　　记者:书中收录文稿91篇,照片69幅,选择标准是什么?

　　黄书元:本书收录的文稿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都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有些文章进行了节选和摘录,并减去了不同文章间重复的部分。选择集中于文化领域和重点体现改革发展思想,能体现理论性、创新性和可读性的文稿,所选文章没有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充满着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考。

　　收录的照片都非常生动,信息量很大,绝大部分都是长春同志在基层调研考察的工作照,侧面反映了他这些年的工作实践,细看之下,背后有许多故事。比如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一张在藏民帐篷里调研的照片——在西藏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长春同志在藏民帐篷里拿着电视遥控器选台,检查太阳能电视机能不能收到电视,一旁桌子上的鲜奶还冒着热气,这是他深入基层调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一个侧影。有很多这样接地气的照片,我们能从中读出很多东西。

　　记者:长春同志对本书有没有具体要求?编辑过程中难点何在?

　　黄书元:长春同志对这部书的要求就是保持文稿的历史原貌,客观真实,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力争取得理论性、思想性、历史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所以对书稿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几次征求到的意见也主要是对时间、地点、人名等事实细节上有些修改。

　　编辑难点有两个,一是前期,编辑组从庞大的资料中整理挑选出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稿件；二是给书中内容加注。有人说所有学问里,下注是最大的学问,你要去找到每个词的来龙去脉,并且讲清楚,这属于文稿之外的新创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进行核对,这是我们投入精力较多的一个部分。

　　“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当成必读书,但读者不限于文化工作者”

　　记者: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

　　黄书元:本书谈的是文化体制改革,所有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当成必读书,但读者决不限于文化工作者,因为书中体现的改革思想,在其他领域也适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国大改革的号角,本书谈的是改革,现在各个领域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事业单位也正面临着改革,为什么要改、怎么改,如何使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等等,看看这部书能得到很多信息、很多启示。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创新对其他领域都有借鉴意义,书中的思想、观点、实践放在其他领域同样适用。本书读起来很亲切很轻松,知识性很强。

　　您想想,一个领域、牵动全国、十年经验、巨大成果等等,这些经验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吸取吗?我相信其他领域的读者肯定也能从书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迪。

　　记者:作为编者和文化工作者,你对李长春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的思考有何感触?

　　黄书元:我们知道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但身在其中不一定了解全国的形势和进展。当时改革是怎么发起、怎么推进的,今天改革走到了哪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心里没数,读了这部书,能解答我们的很多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之初,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如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都存在着不适应,时代呼唤改革,人民期盼改革,实践要求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适时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

　　书中提到了许多鲜活的例子,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通过改革给文化单位带来的变化。就我自己而言,通过编辑阅读,一个强烈感受是真正了解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易,曾经阻力确实很大,但取得的成绩更大,到2012年9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法人6950家,核销事业编制近29.4万个。有成效,工作才有意义,出这本书才有意义。

　　回头看,对比2003年我们的文化市场,这10年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仅出版方面,2003年我们出书也就10到20万种,现在40万种,翻了一番,过去我们的版权引进和输出差距很大,大概是9:1,现在基本是1:1,甚至还更好。从这本书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春同志指挥的文化体制改革既积极又稳妥,改革之初,先是抓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进,先是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待形成共识时全面推开,改革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同时,他一手抓文化产业发展,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身体力行,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调研、考察、推动改革步步深入。真可谓,改革征途惊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记者田朝晖、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