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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倒是常听诸如学校争夺优质生源、商家争夺贵宾客户的事情，而社区争“精神病”人确实在是一大新鲜事。更为荒诞的是，这些指标不是依靠查体确诊得出，而是医护人员被迫带着量化的指标很不情愿地去“搜寻”获得，这是何其的无厘头和反常规。
那么，这种怪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据报道，郑州市卫生局负责宣传的人士称，2‰的指标是根据原卫生部2012年7月6日印发的相关方案制定的。9月初，郑州市卫生系统要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又加大了以量化指标为参照的各种考核。
仔细想一下，类似这种荒诞的量化事情还真不少，比如一个在石家庄世纪联华超市工作的保安，因为没有完成超市规定的每月抓获13个小偷的指标而被迫离职，再比如交警必须抓满多少酒驾司机等等……
有许多地方，实施“量化”的考核方法是恰当的，可以便于管理和目标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上述这些量化式管理显然有悖常理，但是因为被纳入了考核机制，如果完不成任务，相关当事人便会受到处罚。就这样，“量化”这个管理方法被滥用，相关当事人在政策的胁迫下，不但替政策的制定者背上了黑锅和骂名，而且自身权益也受到了侵害。这又何尝不是“量化”本身的悲剧。
回到郑州这个怪诞的事件上来，据报道“在上级卫生部门最新一轮的考核中，郑州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仍然没有完成任务，按照文件的规定，这将会被扣分和督导。”分析该事件本身，从大的层面看，全国各地将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疗纳入基层疾控体系，为制定相关政策而统计数量，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事，但是在统计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
发病率和发病人口一般是按照人口普查和医院确诊得到的，不同区域的发病率和发病人口肯定不一样，岂能一味地按照量化指标去硬卡。如此这般，暴露出的问题和隐忧应该引起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文/周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