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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当地纪委对此举的“温柔表达”，说这个“规定给绝大多数人减轻负担”，于是有了“利用公权干涉私权”的质疑。其实，在“规定出台后省纪委将确保规定监督检查的力度”中，不难看出，这并非是有关人情世故的移风易俗，而是湖南省纪委的一项防腐措施。
不久前，河北贫困县官员豪华嫁女被撤职，退还所收礼金。在舆论反响中，也有类似“本来是礼尚往来嘛，哪个不结婚，结婚热闹一下无可厚非啊，当官的也是人啊，只要不是受贿，有什么不可”的不同意见。假如脱离当前反腐败的现实语境，这种看法也情有可原。但是，面对利用权力寻租的官场腐败中，不少行贿受贿的违法行为，都是在“礼尚往来”中，公开或隐秘地进行着。如果要规避其中私人的领域，无疑是一个防止权力腐败的漏洞。
诚然，仅限于“做寿生子不准办酒”，确实属于“因私”范围，礼尚往来的传统文化，并不排斥官员。但是，当权力的公共服务属性，变成官员的个人资源时，在与官员“礼上往来”时，官员用来还的礼，就可能是公共资源；在官员与官员的“礼上往来”中，来往的可能都不是清白的私人财物。针对其中的“猫腻”，为了防止权力腐败，湖南省纪委干脆从身份上“一刀切”：“你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遵守党纪政纪国法，正如网友说的，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如果因为这而要求退党、辞职，我想不会有人挽留。”
虽然这样的规定看上去有点强硬，但实则是对官员的爱护。“做寿生子不准办酒”，是为了防止权力“醉驾”。即使在有涉官员的私人交往中，起初只是礼尚往来，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还很大程度上有权力来支配的现实下，官员一旦欠了人情债，就很容易拿公共资源来偿还；更何况，在某些礼尚往来中，受礼者是借机敛财，而送礼者，本来就是“金田螺钓玉蟹”。如此，在一场看似“因私”的礼尚往来中，就达成了用公共资源做资本的权力寻租。而“做寿生子不准办酒”，至少可以减少权力因“醉驾”而出轨的机会。
当然，用“做寿生子不准办酒”来约束权力寻租的空间，还是一个相对容易入手的措施，但足以把公权力受监督的范围，扩大到一向被称作“隐私”的部位。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某些“个人隐私”，已经成为权力拒绝监督的屏障。而“做寿生子不准办酒”，就明示了官员区别于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要求。如果“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这就还原了公权力必须服从党纪国法，必须接受公众监督的政治要求。
也许，“做寿生子不准办酒”不是十分难的事，但有了这个监督官员私生活的开端，就有望打破某些借“个人隐私”为由，拒绝接受监督的屏障——比如，公众很想知道的官员财产。
文/知风